□杨嘉利
　　今年2月16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当人们都在喜气洋洋欢度本世纪最后一个新春佳节时，从异乡漂泊到成都来求学的王忠厚却怎么也笑不起来。贫困的生活尽管他已习以为常，但这时的王忠厚却又面临将要失去寄居之所的危险。在人们万家团圆的时刻，王忠厚———这个已两鬓斑白、在四川大学当了14年旁听生的中年学子，却又一次品味到了人生的凄苦。
　　一
　　1953年，王忠厚出生在重庆市南温泉镇。在王忠厚出世不久，他的父亲就被打成了“三青团分子”，惨遭批斗，几个月后含冤死去。他5岁时，在小学教书的母亲和一位中学老师重新组成了家庭。然而，凶狠的继父经常背着母亲打骂他，这在王忠厚幼小的心灵上造成了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
　　终于到了应当上学的年龄，王忠厚兴奋异常。因为，在他看来，自己从此就可以每天跟着妈妈上学放学了，再不怕在家里被继父打骂了。可是谁能预料到，就在他刚上小学后，工作一直很出色的母亲又在学校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农场劳动，母亲再也无法照顾儿子在学校的生活了。而成了“右派崽子”的王忠厚在学校也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经常有同学打骂他。一天，王忠厚被一伙同学打得趴在地上大哭不止，可几个路过的老师见了谁也没有上前来制止。这使王忠厚更加感到自己的孤立无助和学校的恐怖。
　　小学的经历使王忠厚终身难忘，但他记住了母亲所说的一番话：“不管怎么样，学习对于你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拥有了知识，你这一生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不被人欺负，成为一个真正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待他上中学一段时间后，“文革”已经开始了。母亲再次被打成“反革命”，他在学校的日子也更加难过。
　　由于王忠厚的学习成绩出众，加之他又偏爱俄语，所以他很快就被班主任老师扣上了“白专分子”的帽子。老师还在同学中说：“王忠厚为什么会那么用心学俄语？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为将来和苏修勾结，叛逃出国打基础、做准备。”并要求全班同学对他实行孤立和监督。
　　王忠厚辍学了。
　　二
　　初二上半学期还没有结束，由于实在不堪忍受老师的歧视和同学的欺侮，王忠厚被迫离开了他心爱的重庆13中学，这时他才只有13岁。而更加残酷的打击又接踵而至：一生善良的母亲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在遭受非人折磨之后含冤而死。
　　此后，王忠厚开始流浪街头。他在砖厂抬过砖，在砂场晒过砂。直到1971年，18岁的王忠厚终于被招工进了重庆一家木材加工厂。然而，在厂里，他的处境仍然没有得到多大好转。他，一个“反革命”的儿子，又是个酷爱读书的“小知识分子”，自然一进厂就成了“专政对象”，每天上班和参加学习班学习的时间不下12个小时，，有时候深更半夜还要被揪起来去接受领导的训话。
　　“文革”结束了，知识的价值重新被中国人认识，正值青春年华的王忠厚如同枯木逢春，他心中那个已被压抑多年的求知的梦想又重新复活起来。于是，王忠厚萌生了自学的念头，并开始行动起来。
　　虽然当时周围的人并不理解一个二十好几的人还自学知识来有什么用，有的人甚至当面骂他是“神经病”，还把他的书和本子都撕了，但他忍受着这些嘲笑和讽刺，顺利地拿到了电大毕业证。
　　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王忠厚又偷偷到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班当了旁听生。可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一行为不知怎么地却触犯了工厂的一些人。两个月后，王忠厚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第一次旁听生生涯。后来，他又到重庆大学旁听，但还是因为工厂领导的干涉而未能坚持下去。
　　1985年，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周围的人对知识的漠视和轻蔑，32岁的王忠厚愤然从已经工作了14年的木材加工厂辞职出来，一人来到成都求学。
　　三
　　“我刚到成都时，由于人生地不熟又身无分文，那种处境可想而知。连牙刷、牙膏都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王忠厚这样向笔者描述他刚到成都时的处境。正当王忠厚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个毕业于重庆13中的川大学生。这个好心的大学生在听完王忠厚的经历后，被他的求学精神所打动，后来经过这名大学生的多方联系，川大数学系的领导终于同意让王忠厚到该系本科班旁听。
　　求学之门找到了，可吃住又如何解决呢？当时，川大数学系的老师们在了解到王忠厚的坎坷经历和艰难处境后，都十分感动，不仅一分钱不收他的旁听费，还在学生三舍六楼上为他找到了一间不用的浴室让他住下，而后又帮他联系到学校食堂打扫卫生，以此来维持一日三餐。就这样，在阔别了学校近20年后，王忠厚又以旁听生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校园。开始了他的又一次学生生活。
　　为了不让木材加工厂的人再来成都干扰他的学习，在川大当旁听生后，王忠厚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跃川”。从此，“张跃川”这个川大有史以来也许还从未有过的特殊学生，在川大一住就是14年了。当初的同学已经一届届毕业走了，可他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当着旁听生，他先是旁听数学系本科课程，后又旁听外语系俄语专业课程。而令人钦佩的是，王忠厚的数学和俄语成绩在全系一直不错。据他现在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介绍，王忠厚的水平至少已在本科以上，不少人也称他为“博士”。
　　然而，在川大已经生活了14年的王忠厚，其实连正式旁听生也不是。虽然他可以进教室旁听课程，却不能享受到其他正式学生的那些待遇。如王忠厚不能到学校图书馆看书，更不能借书和查阅有关资料；即使是在教室里听课，王忠厚也没有其他学生那种随意提问的自由。曾经有一个在川大求学的俄罗斯留学生被王忠厚的学习精神所打动，于是给王忠厚取了一个俄文名字：“马克希姆·高尔基”。为什么要给王忠厚取这个和前苏联大文豪高尔基同样的名字呢？这位名叫巴维尔的俄罗斯青年解释说，“马克希姆·高尔基”在俄文中的意思是“受苦之人”。巴维尔说，在他看来，王忠厚就是一个有着非凡毅力的“受苦之人”。
　　四
　　今年1月，学校进行学生宿舍楼改造，王忠厚一住就是14年的那间浴室因被改造成了学生寝室，学校向他提出，要么交租金，要么就搬走。对于一年365天、天天都要去食堂打扫卫生才能换到三顿饭吃且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王忠厚来说，房租是出不起的，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搬走。可是，来成都已经14年了的王忠厚，除了学习几乎完全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如果搬出学校又到哪里去住呢？正月初一这天，宿舍管理人员终于不客气地向王忠厚发出了“逐客令”，并把他的东西搬到了楼下。这时的王忠厚真是百感交集，欲哭无泪。他想争，他想吵，然而王忠厚明白自己在这所大学里的身份。何况14年来，川大没有收过他一分钱的旁听费和住宿费，还为他解决了吃饭问题，这样的知遇之恩王忠厚岂能忘记？想到这里，王忠厚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学校。
　　这时，又是川大好心的学生向王忠厚这个多灾多难的学长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把王忠厚悄悄地安排到学校礼堂底楼的一间不用的破旧工作室住下，所谓的“床”就是用两张旧课桌拼凑而成的，而“床”上的破棉被也是往届毕业生临走时送给他的。在这间阴暗、潮湿的陋室里，摆放最多的就是王忠厚学习所用的书和本子，此外还有一个已陪伴他多年的老式小圆钟，虽然秒针早已经脱落，但分针和时针仍然在忠实地走着。如果说在这间陋室里有什么“奢侈品”，那就是一台老式收音机了。
　　“你真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吗？”面对处于如此窘境的王忠厚，笔者仍难以相信这是事实。但王忠厚的一些同学向笔者证实了他所说的全是真话。除了偶尔有人找到他翻译一些俄文资料赚几个钱外，王忠厚唯一挣钱的方式就是去捡废品卖。可是对于他这样一个整天都忙于学习的人来说，捡废品卖也只是偶尔为之的事，并不能成为他的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这样一来，王忠厚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他曾创下20元钱用了10个月的“纪录”，这在当今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有着“博士”之称的王忠厚，现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却是如何才能自食其力地生存下去。采访中，王忠厚对笔者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俄文翻译。“用中国播音员的标准说普通话，用俄国播音员的标准说俄语”。然而，他又坦言在谋生这个问题上，他还没有认真思考过，更没有什么具体打算，而这也正是王忠厚身边的朋友为他感到十分担忧的。他们说，王忠厚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这里，但如果有一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以他目前这种状况他将如何生活下去呢？
　　人对于知识的拥有，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应用知识，用知识来为社会和个人创造财富。
　　这正是王忠厚将面临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