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盼过年，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舞狮子、玩彩船……既新鲜热闹又有实惠。少年时代过年曾带给我许多快乐，但也留下不少辛酸。
　　11岁那年，“文革”正在向纵深发展。物资供应一天天紧张，加上那年天旱少雨，粮食欠收，乡下的生活极端困难，凭票也割不到肉。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肚子里也算有点墨水。他生性幽默，性格耿直，喜怒哀乐之情露于笔端，便提笔拟写了一副春联：有票无肉，忍嘴过年；缺衣少食，勒腰度岁。
　　此联还没有贴出就被发现，告到公社，父亲很快便被“革”了职。新上任的生产队长，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曾经被父亲批评过，他扬言“决不能让反革命分子过安身年”。年三十那天，我们一家提心吊胆地捱过中午，看着左邻右舍忙碌碌准备年夜饭，母亲的眼圈一直红着，父亲也闷着头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为了不使父母太伤心，我领着妹妹一个劲地在一旁装着很开心的样子，打闹嬉戏，心里却充满了畏惧和委屈。
　　天擦黑时，五保老人刘奶奶忽然蹒跚着来到我家门前，大吵大嚷说，父亲曾借过他五毛钱：“都年关了未必还不想还？”四顾无人时，却撩起衣襟放下一只花瓷碗，然后悄悄地说：“那小子中午被几个老爷子醉翻了！”说完，又骂骂咧咧地蹒跚着走了。那只花瓷碗里有几块肉片、几条咸鱼干，还有几块肥肠。这显然是给我和妹妹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过的最窝囊的一个穷年，也是使我最感动的一个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过了那个“年关”，我感到我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关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