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发表后，形势急剧“左”转。9月4日，中央法律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就司法、检察、公安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整风反右派斗争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有彭真、董必武、张鼎丞、罗瑞卿、钱瑛、安子文、吴德峰、梁国斌等27人。
　　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首先开炮，在汇报公安部门反映的情况后，对检察院、法院等提出指责：
　　“检察部门有右倾，该批捕的不批捕，对监督干部违法强调得多，只监督干部违法，不问敌情如何，对共同打击敌人强调不够。”“某些司法部门、检察院、法院强调司法独立，垂直领导，不听党的话。”“去年镇反检查只查错不查漏，放了不少犯人，确实存在副作用。”等等。
　　面对这些指责，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陷入了沉思。
　　接着在10月召开的政法小组会议上，安子文概括说明了政法战线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和反击右派的情况，并宣布：中央为了加强这条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决定成立政法战线反右派斗争联合党组，由彭真、罗瑞卿、安子文、吴德峰等11人组成，彭真为书记，后3人为副书记。
　　很显然，当时中央对高法、高检院的反右派是不满意的，张鼎丞和董必武都没有被列入政法战线反右派斗争联合党组，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反出的右派不够多。
　　从此，张鼎丞以及检察机关，被强行扣上“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帽子。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公然提出取消检察机关的主张。张鼎丞对康生的讲话极为不满，进行了严词驳斥：“检察制度是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明文规定的，除非中央作出决定，国家修改宪法，否则，检察机关不能取消。”
　　1960年秋，国家机关又一次精简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康生，又一次公开提出取消检察机关，说什么：“过去没有检察机关，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也搞得很好吗？”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又刮起了对检察机关的“取消风”。
　　同年10月中旬，谢富治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小组会议，讨论精简政法机关，将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的问题。
　　张鼎丞在会上极力反对合署办公的提议。他举出各种理由和实例，来反复阐明应该有检察机关。但是，谢富治等一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在他们头脑里面，法制已经不占什么地位，反而提出检察机关可有可无，只要挂个牌子就可以了。
　　1961年1月20日，刘少奇和彭真出访苏联回国。21日，张鼎丞就向他们汇报和请示。刘少奇和彭真认真地听完张鼎丞的汇报后，刘少奇说：“要有检察制度和检察机关，这是没有问题。现在检察机关不是削弱，而是要加强。”彭真也说：“关于我国检察制度、检察机关有无实际存在必要的问题，中央从来没有讲过不要。”
　　1月24日，张鼎丞在中央政法小组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和彭真的讲话。经讨论，会议又撤销了关于公、检、法三家合署办公的决定。会上，谢富治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检察系统没有在这次取消风中被撤销，没有张鼎丞的据理力争，其后果是不堪设想，这是张鼎丞的一大功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鼎丞领导的检察机关，被林彪、江青一伙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
　　江青、谢富治等人在接见红卫兵时，江青居心不良地对政法部门进行了恶毒诬蔑和攻击：“公安部、检察院、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凌驾于党政之上的官僚机构，几年来一直是同毛主席对抗的。”
　　江青讲话之后，高检院就受到了红卫兵的盲目冲击。
　　张鼎丞作为共和国检察工作的创建者、领导者和捍卫者之一，更是首当其冲。不仅在高检院机关内受造反派围攻、批斗，而且还被拉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及一些学校去陪着彭真，罗瑞卿挨批斗。
　　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央仍然给张鼎丞发了上天安门参加晚会的请柬，但造反派把票撕得稀烂，说：“这老右还上什么天安门，不让他去！”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两次问到张鼎丞。“怎么张鼎丞同志没有来？”毛泽东问谢富治。谢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是活动的总指挥。谢富治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只得含糊地说：“不太清楚，也许是红卫兵把票扣了。”毛泽东听了一时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毛泽东又说：“张鼎丞同志怎么没有来？”谢富治无言以对。“你派车去把他接到这里来。”这下，谢富治没法装聋作哑，最后只得派了两部车子，把张鼎丞从家里接到天安门。当时已是晚上10点半了，晚会即将结束了。毛泽东跟张鼎丞握了手，问候了几句。晚会就结束了。
　　从1968年开始，中央派了专案组，专门对张鼎丞的“叛徒”问题，进行审查。
　　为使破坏公、检、法的非法活动取得合法的外衣，达到完全抹掉检察机关的目的，谢富治授意高检院、高法院、内务部三家的军代表和公安领导小组，联合于1968年12月11日向中央提出《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高检院完全是抄苏修的，早就该取消。报告经谢富治签发，报送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照办”的批示。就这样，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都被撤销得一干二净。
　　在那动乱的年代，不仅检察工作遭了殃，而且张鼎丞的家人也受了难。1969年10月，张鼎丞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赶出了北京，弄到了广州从化，实际上等于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
　　经过多少磨难，张鼎丞终于熬过了中国“文革”的政治严冬，迎来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艳丽春天。
　　（李云贵荐自《党史博览》王盛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