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日本留学数年，回国后写了本《我认识的鬼子兵》，后来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我不期然成了一个小小的新闻人物。于是，我应邀去了不少大学演讲。渐渐的，“去大学演讲”使我感觉到沉重、尴尬、无奈和彷徨起来。
　　我发现不少大学生对演讲的心理状态不是“要听”，而是为了寻找开心，他们常常在演讲时当众给演讲者提一些怪问题，让演讲者尴尬，下不来台。面对中国的屈辱历史，个别大学生竟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说出许多奇谈怪论来，让我瞠目结舌。
　　在北京教育学院演讲时气氛最融洽，原因很简单，那里的“学生”不但都是成年人，而且，他们是从大学和高中来进修某项学科的在职老师。所以，他们有健全的历史感。
　　在沈阳市的一所大学最让人尴尬，我没讲5分钟，好几百人就开始坐卧不宁，问其原因，众口一词：“我们等着跳舞呢。”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沈阳的大学生怎么能忘了“九一八”呢？
　　去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以前，一位同学拿一张地方小报来找我，他说：“看看。他们把你写的一本书沦为《变味的爱国主义》了。”我听了付之一笑。我首先告诉这位同学，这位作者断章取义地指责我说了“东京大屠杀”的话，是冒犯了日本人。殊不知我采访那位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老鬼子时，从老鬼子口中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从上海到南京，我们一路受到抵抗，我们怎么能不在占领南京时杀人放火呢？”
　　所以，我当时立刻翻脸，说：“要是有东京大屠杀，我先杀了你！”
　　果然，在北京这所重点大学演讲时我又遇见了麻烦。
　　一位女大学生很严肃地质问我：“你怎么老是‘鬼子’、‘鬼子’的？”
　　我演讲的内容是“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兵”，讲的专题就是“老鬼子”。从1931年到1945年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中国人死伤3千万。我如果不用这个中国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所习用的这个固有词汇，我就不能简洁明快地表达出一种意境来。看着女学生漂亮的脸庞和庄重的表情，我嘴上连忙承认错误，“我改、我改、我一定改。”可我心里却想：如果在1937年，进村的鬼子兵看见你苗条的身材，鹅蛋型的脸庞，细腻的肌肤，乌黑的长发，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
　　更有甚者，一位上海籍学生提问：
　　“关于日本国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问题，日本向中国谢罪又怎么样？不谢罪又怎么样？谢罪的话，我们能得到什么？”
　　据说这位学生还有一套理论，他的理论是：“好比我和张三打架时，被张三抡圆了给了我三个大嘴巴。我能天天追着他的屁股让他给我道歉吗？”在上海籍学生提问之后，举座沉默。
　　这时一名叫陈一的女学生告诉他：“我们得到的是尊严！”她的话立刻被掌声淹没了。
　　为了教育这位学生，我几乎每天都挤出时间和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军人联系。我希望他们能到北京来，去中国人民大学演讲。
　　在北京工作的79岁的田中先生在侵华战争时是关东军的中尉军官。我告诉他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言论后，他大惊失色。
　　田中说为了这个上海籍学生，他乐意去大学演讲。
　　本多立太郎先生今年87岁。1939年他作为召集兵来到中国，1947年8月回国。本多先生给我来的信，每一封的开场白都用“机下”这个词汇。“机下”的意思是，我跪在你的面前。十几年来，他在日本国演讲700次，共有8万人听过他的反对战争的肺腑之言。
　　我说：“你能给日本青年讲，为什么不能给中国青年讲一讲？”
　　“我是个有罪的人，我有愧于贵国国民。”他说：“对于你的一再邀请，我去不去呢？我在犹豫。我已经87岁了，能在贵国谢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还是听从你的安排吧。”
　　（陈施之摘自《青年参考》方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