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治黎
　　山西作家韩石山，我至今未谋面。晓得他而又注意他，是在某一年读了他一篇批评余秋雨散文的短文，颇感其为文胆识不俗，所以印象不能说浅。
　　世界大亦小。某一天，韩先生居然给我供职的报纸副刊寄来了两篇随笔。稿子是电脑打印的，但写给责编的附言却是钢笔书写。大意为：稿子虽是电脑打印的，但年纪已大，很是费力，如不合用，敬希退寄。两篇稿子很快编发见报。照惯例我给韩先生寄去了两份样报。
　　受我委托去邮局寄报的，是本报一位工人。信封未缄口，由他去邮局办理。他大概还要办理其他邮务，不知何因阴差阳错，竟把本报一职工的身份证及两张邮件催单，糊里糊涂塞进给韩先生的样报里，寄往山西去了。
　　没过几天，我收到韩石山妻子卫淑娟的来信。来信说：“吴治黎先生，我是韩石山的妻子，他最近外出开会，一切邮件由我来领取。今日收到寄来的样报（两封）。感谢你发了他的稿子，只是有一封中有一个身份证和两张邮件催单，想必是你报社同事的，所以寄你，请代为璧还。”身份证和催款单，正是本报经营部一同事的，这位同事和那位工人，正在“上穷碧落下黄泉”，满世界找得正急哩！
　　对于一个公民来说，身份证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没有它，办事的意义不是“困难”，而是根本“没门”。即便是想挂失后再补发，也非易事。大概卫先生知其重要，收到后当日即奔邮局“璧还”，正是急人之急呵！
　　愧在我和当事人并未及时复信致谢，当时激动了一阵子，过后也就了了，平常事大抵都是如此吧。现写此小文，权当致谢，但韩先生及夫人不知能读到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