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天，应朋友之邀，我辞去了在成都某报的编辑工作，飞抵北方，供职于吉林某报。不久，我被派往浙江金华，主持设在那里的记者站的日常工作。因此，得以与神交已久的作家、诗人杨雪松先生见面，也才得以与那古朴的木板楼结下不解之缘。
　　坐落在鹜江边的记者站，条件是艰苦的：10个人，4间房，办公桌是从旧家具店买来的，5根脱漆的红方凳、4根条凳。我是站里唯一的外省人，因不便安排，我白天在记者站料理日常事务，晚上则栖息于谯楼巷那间小木楼。
　　那是杨先生的私房，不足10平方米。地板是木板，到处孔孔眼眼，“惨”不忍睹；四壁也是木板，全用白纸糊了一层，破损的地方可以伸进三根指头；走动时，吱嘎吱嘎的声音直使人担心有朝一日“大厦将倾”。
　　我疑心这木板楼已有200年。邻居说，他爷爷的爷爷小时候就常在这楼上玩了。问起杨先生，他只说“放心住，不会有事儿”。后来我才知道，杨先生早已买了商品房，这木楼已多年未用了。出门在外，但求一隅遮风挡雨，只要不与其同归于尽，便是万幸了。我想。
　　就这样，我安下身来。记者站的工作并不复杂，主要任务是组织新闻稿件和去企业拉广告。按报社的规矩，一切经费由站内自理。广告提成比例不低，我也试着跑了几天。或许是一张旧报纸似的脸让人觉得我是个迂老夫子，或许是一口带川味的普通话使人怀疑我是个广告串串，总之是一次次乘兴而出，铩羽而归。从此，我去掉“非份”之想，专心专意为记者们做“嫁衣”：修改、润色他们拉来的文字广告。至于报酬，便是他们自愿给的“润笔费”。
　　那些日子，我白天坐阵记者站，晚上挑灯改稿。别看站上的几个女孩文化不高，拉广告却是好手，只要出马，一定功成。每当她们把大篇大篇的文稿交给我时，那眼神特别的怪，仿佛在说：“你先生只会咬文嚼字！”
　　但记者小姐并不知我在怎样的环境里咬文嚼字，或者本就知道不便调侃于我。夏天，低矮的木楼滚烫滚烫，光着上身让电扇使劲地吹，身上还直冒汗；冬天，寒风刮得窗户纸瑟瑟发抖，手冻得握不住笔……
　　几个月下来，钱没挣到，身体垮得不成人样。奇怪的是，作家朋友也似乎与我日渐疏远了，是不是因为我只会写新闻、写通讯或者发表了那些他们不屑一顾的散文？我不知道。
　　1996年10月，采访完全国第五届广场舞在金华体育馆举行的比赛演出之后，我动了回川的念头。那是一个凄风冷雨的冬夜，我悄悄告别那间古老的小木楼，登上列车，一天一夜回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