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民
我叫范花姣，现年33岁，家住地处湘西南的隆回县石门乡黄河村。
曾有人问我：你最同情什么人？我苦思冥想一番后，回答说：寡妇。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我问，一位奶奶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东西？妈妈告诉我，十个寡妇九个瞎。因为她们付出的泪水太多太多，眼睛哭干了，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万万没有想到，我今天也成了一名寡妇，品尝到了寡妇难当的滋味。
伤心篇
这是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日子，公元2000年元月24日，丈夫的忌日。
当时正在深圳打工的丈夫罗学龙决定次日返乡过春节，也许即将与我这个做妻子的久别重逢的缘故吧，他的脸上堆满了灿灿的笑容。同在桦耀木器厂打工的胡彬章见他乐的，自告奋勇骑单车送学龙去车站看车子。
横过一条人行道时，胡彬章骑的自行车与一辆牌号为“粤A06345”的货车相撞，当时，丈夫脑部受重伤，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我是26日，也就是惨剧发生两天后从电话中得知这一噩耗的。听到一个“死”字，犹如晴天霹雳，我当即不省人事。我醒来后，便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一连几天没有间断。
有人说，寡妇的哭声本身就是一篇最好的悼文，我深有同感。
3年前，我与学龙相识。按山区的规矩，我们认识之前是媒人介绍的。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发现他不仅能干，有造土纸的手艺，而且为人也友善，我十分满意。
1997年10月我和他结了婚，虽然他从小失去父亲，家境不好，结婚欠了上万元的债，但由于他对我体贴入微，我虽苦犹甜。1998年6月，我们的女儿哲芳出生了，家里又多了一份乐趣与温馨。
去年6月，丈夫为了早日还清债务，提出要外出打工，我放心不下，提出要去就一起去，学龙一往情深地看着我，说：“孩子还小，你身体不好，再说家里也得有个照应，你还是别去了吧。”说到这份上，我只好点头。
学龙出门那天，我送了一山又一坡，学龙给我擦干泪水，一步一回头，踏上了旅途。没想到，这成了我们的永别。
那些日子，我脑海除了回忆与学龙在一起的幸福日子，也经常揣想他遭遇车祸时目不忍睹的惨状，心碎了，泪干了，人也消瘦了许多。
伤神篇
毕竟，哭泣只是寡妇生活的一部，而不是全部。寡妇不能不付出眼泪，但不能相信眼泪。
到了该为学龙办丧事的时候了。事实上，从丈夫噩耗传来开始，亲友们便为此张罗开了。也许是担心我太悲伤的缘故吧，抑或是因为我是个女的，奔丧的名单中没有我。
但深圳的交警告诉我前去处理后事的亲友，死者配偶未到场，免谈。于是我这个山里女子到了深圳。
到深圳后，我发现同去的个别亲戚对学龙的丧事处理不怎么热情，但对钱特别关心。遗体火化一下子开支了9000多，我对火化发票改动的痕迹表示异议，结果与婆家亲戚产生了隔阂。
经过近两个月的交涉、等待。后事处理有了眉目。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龙岗大队认定，对丈夫的死，货车司机应承担80％的责任，骑自行车的胡彬章承担20％的责任。经过调解，货车司机吴洪立同意向死者方支付死亡补助费等92965元。
调解成功后，夫兄便抢先出具了一份由我公爹盖章的所谓授权委托书，要求领取这笔款子，被公正执法的交警断然拒绝了：这笔钱的领取不存在授权的问题，只能由死者的配偶也就是我领取。
这时有人提醒我，路上带这么多现金不安全，要我寄回去为好。考虑到寄往男方家对自己不利，我只好将现金寄给了我父亲和娘家弟弟，然后再协商分割。作为寡妇，只有出此下策。
夫兄对我领款寄回家大为不满，动身回家前，我提出去取丈夫的骨灰盒，夫兄不以为然，并准备开溜，我苦口婆心地劝他，第一次虽然劝住了，没有走成。可是劝告不久，他竟连行李也不要就走了。我见不着他，不得已才于3月24日返程。考虑到乡俗不允许我一个女的抱着骨灰盒回家，夫兄又不知去向，没办法，我只好忍痛将骨灰盒留在了深圳。对此，我心里十分内疚。
深圳两个月，天天跑，日日磨，操神费力，痛累交加，度日如年，六神无主。
回家后，万万没有想到夫兄不辞而别，竟是抢先一步赶回县法院，以公婆公爹名义告我，说我侵吞了他们的财产，并申请法院诉讼保全。这样，我人还没到家，汇款单已被县法院冻结，听到这一消息，我气得差点昏了过去。
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此事尚未协商，我又没有说不将领取的钱款分割给他们，根本犯不着告状呀。
除了黯然伤神，没有别的。
伤身篇
伤身的事又接踵而来。
3月24日下午，我回婆家，看见女儿都差点认不出来了，身上长满了疮。女儿哭着扑向我的怀里，我们母女俩哭作一团。此时，女儿哲芳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和依靠。
丈夫去世后，父母将我接回娘家小住。当我提出将女儿带去时，遭到婆家异口同声的反对。
子女只能随父姓，只能由男方支配，听命于男方的长辈，这虽然是旧习，但在乡下，乡俗就象律条，一个寡妇能抗衡么？更重要的是，婆家不准我将女儿带走，还在于我领回的那一大笔款。在他们看来，如果女儿被我带走，那么他们要回那笔钱就没辙了。
3月26日下午，我又到婆家探望女儿，但没有找着，我断定婆家将她转移了，然而婆母只承认小孩走亲戚去了。我坐在家里等啊，盼啊，一直等到次晨2时多，还是不见女儿的身影。
我家里的一些东西，如高压锅、箱子不翼而飞。
除了牵挂女儿，此时我最担心的还是丈夫的骨灰盒。我暗暗发誓，不论如何也要将丈夫的骨灰盒取回来。
4月1日，我与父亲、姐姐一起去黄河村，打算请村支书出面协商一下取骨灰的事。不巧，我们赶到村支书家，他上祖坟扫墓去了。后来在路上碰上了村支书。他要我先回婆家，自己商量，不成他再出面。
我们来到婆家，侄女悄悄告诉我，我的女儿正在一位邻居家。相隔数日，终于再次见到女儿，我紧紧抱住了她，生怕她离开我。
当我提出要去取骨灰盒时，继父虽然同意，但又说手头没有钱。而夫兄则表示，此时他不会取骨灰盒，等打完官司后再说。商量不成，我们只好动身回家。见我准备将女儿带走，婆母到我手里来拖，说我八字不好，害了她儿子，另一人则拖住我的手，又有一个男的也来抢我的女儿。女儿受到惊吓边哭边大声呼叫妈妈，就这样，他们一伙强行将我女儿抢走。争抢中，有人用甘蔗等物品将我头、胸、脚部打伤。头部受伤后，流血不止，我气得要命，倒在地上很久起不来。同时，我父亲、姐妹也被打伤。
后经县法医中心鉴定，我们3人都有轻微伤，但我坚挺着没有住院治疗。
丈夫去世本来就给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没想到伤心的事竟接二连三地出现，使我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害非浅，至今仍遥遥无期。现在，我领回的钱仍被冻结，一场本来不该有的官司正等待我去应诉，打官司，尤其是请律师需要钱，外边的欠款不时有人上门催讨，我一个女人不知该如何应付，我的命好苦啊。
据我所知，近年来，由于外出民工的增加，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好不容易处理好丧事，因财产分割问题往往又是一场打斗，甚至闹上法庭。亲人反目，什么婆媳官司、翁媳官司等等，不断出现。有了这次体验，我觉得，其实只要处理得当，不少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我的这个案子，只要交警部门在处理此事时，将我应领的款项全部划分到人，这样不就可以防止很多纠纷发生么，为什么非得将矛盾往下推，留下一个后遗症，为社会增加一个不稳定因素？
我的伤情还在继续。
伤心、伤神、伤身，难道这就是一个亡夫之妻的必由之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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