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铅字，大约是在20岁那年。当然，那是在“文革”中，一篇批判电影《燎原》的影片，今天看来，是该属于要忏悔的往事的。不过，那时少不更事，虚荣心却极强，记得报纸登了，市里的广播电台也播了，有同学奔走来告诉我时，我当时踌躇满志的那个得意劲呵……
　　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我是想说明大抵是从那时起，内心或潜意识里，就萌动而且从未淡出过当记者抑或作家的欲望。后来教书，再后来又读中文系。在至1984年秋，四川工人报（现为四川工人日报）招聘编采人员，身为一介子弟校教师我背着我所在工厂的组织人事部门，弄了一张厂子弟中学的介绍信，怀着一搏机遇的决心报了名。经过笔试、面试，我被录取为实习编辑。接下来的事是要在报社上班编稿了，而我仍然要在学校每天上两节语文课。报社在东郊水碾河，学校在北郊动物园一隅，一天两头奔波，职业角色也在一日中易位互换：一半时间在学校向弟子“传道、授业、解惑”，一半时间摸索编辑业务并老老实实当别人的弟子。认认真真辛辛苦苦熬过了一个月实习期，报社终于表态，决定正式向工厂发出我的商调函。那时，四川工人报编辑部大楼尚未建成，办公都挤在职工宿舍里，总编辑考虑我上班路途遥远，还破例许诺给我一套宿舍，委实令我受宠若惊。
　　然而，就在我美好的憧憬看来伸手可及时，调动却卡了壳：报社一位副总编及人事科长持函到我厂接洽商调，厂领导和干部处竟大为震怒，认为我的“私自报考”是违纪行为。理由是教师即干部，调入调出由厂干部处管理，学校开具的介绍信无效。更为重要的一条，省委办公厅当时有文件，严禁中小学教师逆向流动进入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接待报社的一位厂领导竟称：报社招聘记者招聘到学校来了，要调人，我们愿意打官司打到省上！川工报只好对我说，看来调动不能硬上，只有靠你自己去“活动”厂领导了。与此同时，厂领导指示学校找我谈话，要安心教书育人，若一意孤行，结果不仅人去不成，组织还将考虑给予处分。
　　那个时候，“跳槽”还是一个令许多人讳莫如深的词语，尽管媒体已有不少文章讨论人才流动的话题。计划经济形成的固有观念，仍然顽强地桎梏着人们对职业的抉择。不仅个人，单位亦如是，拿调人一方的川工报人事科来说，假如调不来我的档案、工资介绍信，它是无法开列我的工资的，这些都属于严格的干部调动程序，谁能越雷池半步？
　　于是，第一次跳槽梦，就在不甘认输又不得不认输的组织干预下破灭。接下来的日子，便是皈依佛法当了数年教师。幸好，还一边心犹不甘地“爬格”不辍，在报刊林林总总发表了不少东西。终于有一天，厂领导换了脑筋，觉得留人难留心，开了方便之门，才由上级一纸调令，让我进了报社，改变了我后半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