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九一八”事变五十三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了抗日巾帼英烈赵一曼的亲孙女。在此，我们谨向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巾帼英烈赵一曼，出身于四川宜宾县一个大地主家庭，青年时代追随革命离开家乡，“九一八”事变后被党派往东北抗日联军任部队政委，后在对日寇作战中负伤被捕，英勇就义时年仅３１岁。

    作为赵一曼烈士在国内仅有的直系亲属，陈红不愿躺在奶奶的光环中生活，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一直刻意保持低调，即便是阳光卫视这样的品牌媒体提出作采访，她也不想过多地谈及自己以及内心的情感世界。２００４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夕，陈红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首次袒露了埋在心底多年的情感之路。

    寄养四川，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

    文革前夕，陈红一家居住在中南海，那时她的生活无忧无虑，充满了阳光和快乐。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了，留过苏的爷爷莫名其妙成了“苏修派遣特务”，父亲也顺其自然地成了“特务的儿子”，受到“革命”的冲击，母亲因为精神压力而患重病。在赵一曼家乡———四川宜宾地区某学校当校长的大姨妈得知陈红一家的困境后，再三请求陈掖贤夫妇把女儿送到她这里暂时由她代为照料。父母亲权衡再三，考虑到二女陈明年龄太小，确实离不开父母，便含泪把幼年的陈红寄放到了孤寡一人的大姨妈家，这一寄放就是近２０年。

    陈红上小学３年级时，由于文革的“深入进行”，大姨妈被造反派打成了“叛徒亲属”、“走资派”，被当成“叛徒的女儿”的她，也被人随意谩骂、欺负。

    １９７５年７月，才１６岁就响应号召下乡的陈红去塘边担水。她吃力地把大大的水桶往塘中放下去，一不小心踩着塘边的青苔，脚下一滑就落入了３米多深的水塘中。丝毫不会水的她在水中只扑腾了几下就已经没顶，正在这紧要关头，万幸的她被不远处一个农民发现，那农民迅速跳下水塘，把她奋力救了起来。多少年以后，陈红到她当年下乡的地方故地重游，总会专门去看望这位救命恩人。

    在一次批斗会上，姨妈实在气不过顶了一句，就被认定“死不悔改，图谋反攻倒算”，两个造反派挥掌来回猛抽姨妈的嘴巴，直把她抽得脸部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那天晚上，陈红一觉醒来，忽然不见了睡在旁边的姨妈，她心头一惊，急忙哭喊着跑出去寻找。在屋门不远处的水塘边，她发现了正痴呆着坐在塘边的姨妈———原来她想寻死！陈红跑过去把姨妈拖离水塘，一边拖，一边哭：“大姨妈，你要死了，我也不活了，要跳我们一起跳……”看着弱小无助的侄女，姨妈忍不住放声恸哭：“上帝啊，我们家到底造了什么孽，为什么活得就这么难啊！”

    匆匆回京，父亲和她却被隔在两个世界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后，国家开始走出了极左的噩梦。随着生活的安定，父亲陈掖贤对远在四川的陈红的思念一天强似一天，他多么渴望女儿能尽快回北京和家人团聚啊！

    说起来，陈掖贤的姑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病去世后，其夫人陈综英长期居住在中南海，与中央领导关系很亲近（２００３年非典时期才在京去世）。陈红的爷爷、父母亲和她姐妹俩一大家人也在中南海居住多年，因为爷爷和奶奶的名声，许多中央领导人也很熟悉他们一家。但作为一个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的知识分子，陈掖贤不会也不愿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求人办事。

    这以后，陈红参加工作然后结婚并有了女儿朱雯绢，生活在岁月的河流中悄悄流淌着，甚至好些认识她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漂亮姑娘的身世。１９８２年，陈掖贤在大病一场后，第一次向北京市领导提出了个人的要求。他在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的信中说：“我目前年龄已大且体弱多病，妻子身患严重疾病已无法自理，而两个女儿无一在旁，二女陈明已随丈夫出国定居，大女陈红多年来一直寄养在四川，切盼组织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能将大女陈红和她的丈夫调到我的身边……”在这封信交出后，陈掖贤心中忐忑不安，他总觉得，在当时户口制度还很森严的情况下，能正式调进北京不是个容易的事。

    所幸陈掖贤的信交出后，经市委书记批示，仅一周时间就被有关部门办妥了进京的全部手续。

    殊不知，更大的情感打击接踵而至：回到家后，陈红才得知一个让她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父亲在陈红乘火车回京的当天晚上，因过度兴奋导致脑溢血突发，不治身亡。

    调回北京的陈红被安排在某研究所工作。父亲的去世，使她更加思念远在四川宜宾小镇的大姨妈。回京几年后，强烈的思念之情促使她做出了一个决定：重回奶奶的故乡和大姨妈的身边！１９８７年２月，在原四川省副省长天宝同志的关心帮助下，陈红和丈夫、女儿一起从北京重新回到了四川，在成都定居。

    命运波折，她仍满怀一腔柔善的情感

    童年时代的陈红被命运从条件优裕的北京中南海抛到了四川宜宾的乡镇上，“文革”中饱尝坎坷与磨难；婚姻方面，她又遭受了无奈的挫折。１０年前，因与丈夫性格反差太大，长期难以调和，两人只好协议离婚，女儿绢绢跟了她。家庭的破裂，让陈红难过了很久，骨子里很传统的她总觉得对不起女儿。

    离婚后，为了能让女儿生活得更好一些，上班时间，陈红在工作中的踏实认真；休息时间，忙累一天的她又会去打一份工来补贴家用。她卖过服装，跑过保险，甚至从成都有名的“清华居”批发面包，再和要好的女友利用休息时间骑车驮到成都火车北站去卖。刚开始，她实在不好意思开口叫卖，但适应能力很强的

    她很快就把面子丢在一旁，迅速进入角色。看着漂亮柔弱的陈红手脚麻利地卖着面包，女友说，如果我对旅客说，这个卖面包的漂亮小贩是赵一曼的孙女，他们肯定都不会相信。另一个女友说，亮出你的真实身份，我们的生意肯定会火。对女友的话，陈红坦然一笑：“这有啥嘛！赵一曼的孙女也是普通人。既然是普通人，幸福就应靠自己去创造，靠人家的施舍多没意思。”也因为这个观点，从北京回川这么些年来，她从没有出面去麻烦省上或北京的老领导给予帮助，尽管她去寻求外界的帮助并非一件难事。

    在家中，陈红和女儿绢绢有着亲密无间的亲情关系，如今绢绢在四川外语学院读大二，并打算本科毕业后考研。爱好音乐的女儿通俗歌曲唱得不错，具有二胡业余１０级水准的她还是大学民乐队的骨干。

    对当年下乡当知青时生产队的那些农民，多少年以后，陈红也没有忘记那份“乡情”，想方设法回报憨厚、淳朴的父老乡亲。为此，她的家常常成了生产队的乡亲们到成都打工的“中转站”，乡亲的子女在成都读书的，联系打工的，都找上门来，大包小捆的一住就是好几天。有一次，女儿忍不住背后发牢骚：“把家里弄得像个鸡窝，你心好，干脆开个救济站算了。”陈红对女儿说：“你没在农村呆过，不知道农村人活得多么不容易，我们帮助一下有什么嘛。”２００３年清明，陈红到宜宾给大姨妈扫墓，看到了当年生产队那个非常老实的农民平升，当她知道平升因为家庭极度贫困，年至４３岁才找了个对象，因为缺钱一直没能结婚，经济并不宽余的她一下子就送了１０００元钱。

    面对生活中太多的坎坷和磨难，陈红的心态很平静。前几年，她买了一辆蓝色的奥拓，这个颜色是她刻意选择的，她说，“蓝色是天空和大海的色调，我希望自己的心能像天空和大海一样蔚蓝而宽阔。”休闲时间，陈红最大的爱好就是开着这辆蓝色奥拓，和女儿一起去云贵高原、四川的马尔康、甘孜、阿坝大草原。在那里，一任自然的风和无垠的草原洗涤、过滤内心的杂质，她觉得心胸会变得格外的明朗。

    采访结束，笔者对陈红的曲折经历表示感叹，她说了这样一段话：“命运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的态度是，我的路我来走，无论这路坎坷或者平坦，我都会尽力走好。” （马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