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举行隆重的启动大会。王光美作为组委会主任，出现在主席台上。当她大声疾呼“幸福工程，惠及母亲，造福社会”的话音刚落，台下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后的捐赠仪式上，王光美、彭珮云、钱正英等每人认捐２０００元。

    转眼到了１９９６年。春节前，国家发给２０００元钱用于过节。王光美接过钱，专门将秘书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捐给幸福工程吧！那些山区的贫困母亲，更需要。”她的秘书将钱送到了“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

    “幸福工程”的救助模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赏。但是，钱仍然不够。

    一天，王光美像平常一样戴上老花镜翻着当天的报纸，忽然，一则拍卖个人私藏文物的消息“闯”进了她的视线。读完这则消息，她合上报纸，开始闭目沉思。

    王光美的父亲曾任旧政府农商部工商司司长，代理过部长，平时爱收藏文物。新中国建立后，慈善为怀的母亲董洁茹曾经办了北京市第一个私立“洁茹托儿所”，共和国一些开国功臣都把自己的孩子送了进去。身为一位普通母亲的董洁茹，将自己丈夫留下的文物都分给了子女。王光美不仅从母亲手中得到了一套红木家具，一架自鸣钟，而且还得到几件瓷器，外加一个笔筒。“文革”浩劫，王光美被卷进不堪回首的灾难。她将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刘少奇主席，将另外一个木箱托付给了保姆赵淑君。保险柜里是刘少奇主席多年积累的手稿。

    王光美被投进监狱后，红卫兵疯狂地冲到她家，翻箱倒柜，寻找东西。没找见什么值钱的东西，悻悻的红卫兵们便把保险柜和那套红木家具以及那架自鸣钟封在中南海瀛台西侧的一间空房子里……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泪水涟涟的保姆赵淑君身背王光美托付的箱子，一手牵着年仅八岁的萧萧，一手牵着自己稍大一点的儿子，一步一回望地离开了中南海。

    晦暗如磐的“文革”结束后，赵淑君搬回王光美的家，同时，她也带回了当年冒着被红卫兵残害的危险而一直带在身边并保存完好无损的箱子。

    这个木箱中装的东西，王光美当时并不认为值什么钱，几件瓷器和一个小笔筒，是母亲董洁茹留下来的。失而复得，王光美自然想起了母亲。几件瓷器让赵阿姨包好放下，惟独把一个小小的笔筒摆放在自己的书桌上，每日看见，便常常激起自己对母亲的怀念。

    这天正为“幸福工程”缺少资金愁眉之时，王光美忽然眼睛一亮，母亲给自己留下的笔筒一下子幻化成慈母的微笑。末了，她想起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国担任中商盛佳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的女儿亭亭。有了，自己手里捧着的这个小小笔筒，还有那几件瓷器，兴许能拍卖出去……想到此，她立即给女儿打电话。

    亭亭请来专家对六件瓷器、笔筒一一做了鉴定，分别为：宋朝“耀州窑刻花碗”、清朝象牙“素面笔筒”、清朝康熙年间“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碗”、清朝雍正年间“青花缠枝花卉碗”和一套两件的清朝雍正年间“青花寿桃盘”。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２日，由中商盛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秋季拍卖会上，诸多收藏家把目光聚向王光美的六件拍品上。

    拍卖师举槌前，动情地对六件拍品作了几句说明：“这几件物品，是尊敬的王光美老人捐献出来的珍藏多年的家传物品。今天的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给正在施行的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的‘幸福工程’。我们钦佩王光美的慈善之举，同时希望各位积极参与，共襄义举。”

    话音刚落，在场的收藏家竞相鼓起掌来。大家手拿拍卖公司为六件拍品专门制作的说明书，看到上面的一行字“为了孩子，为了母亲，报答恩情，献出爱心”，无不动容。

    第一件清康熙“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碗”以８万元成交，第二件清朝雍正年间“青花缠枝花卉碗”起价１０万元，第一次竞价就叫到１５万元，使场内出现激烈的价格攀升争夺气氛，几个回合下来，被一位来自香港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以２６万元竞得。

    场内再掀热潮，不大一会儿，其他四件拍品也相继拍定。六件拍品共拍出５６万元，扣除手续费５万元，王光美又感念保姆赵淑君当初保管之辛苦，特意点出１万元相赠，其余５０万元全部于当天转入幸福工程组委会的开户银行账上。

    （摘自《名人传记》商成勇王维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