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了吗？”据悉，这在目前已经成为华北油田很多职工见面的招呼语。乍看来，华北油田的上岗政策好理解：相对说，离婚后的单职工生活由于缺乏照应，往往更容易处于困难之中，因而出台向单职工倾斜的政策，其动机不可谓不良好。然而，这么一项“动机良好”的政策却导致如此荒唐的一种局面，个中蕴涵，颇耐深思。

    首先，一种容易理解的分析是，这一局面折射出那些下岗职工生活的现状———为了一个工作机会，便不惜将本来的婚姻权利置于法律上的虚空无依之境，其中显现出的生活之无奈，令人唏嘘。往更深一层看，该政策则是当前并不鲜见的“羞辱性制度”的一个标本。“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该书中，他力倡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华北油田的这一政策，就在于其没有守住“应该不做什么”的界线———只考虑到了“应该照顾单身职工”即“做什么”的问题，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上岗”对人们充满诱惑的情况下，明文规定有离婚证便可以上岗，实是对离婚行为的变相鼓励，乃至诱导。权衡之下，这样的政策当然是不出台为好。显然，如此政策，在客观上已经对那些正为了生存挣扎的职工形成“羞辱”———即便这是无意的。

    来自“制度”的羞辱，是最严重的羞辱，是人们最感无奈的羞辱，也是最易被习惯的羞辱。因而，要追求社会的进一步和谐，即便不公平总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必须向这些“羞辱性制度”开刀，首先确保“制度”不会歧视、羞辱任何人。

    （据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