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安文/图(山东)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奠基石之一的红军长征,通过《长征组歌》的传播,已经深深地印入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扉。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了追溯这部“英雄史诗”的源头,近日,笔者在北京采访了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
忆长征肖华夜不能寐
1916年,肖华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街肖屋村一个贫苦的工人家里。14岁的肖华参加了红军。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4年,全国肝炎流行,肖华将军下连队时染上肝炎,待在北京事情太多,不利治病康复,周恩来总理批示要肖华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并特别关照要王新兰一同前往,以便相互照应。同年4月,肖华夫妇来到杭州西子湖畔。由于肖华过去经常写些诗歌和歌词,是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一些文艺界的同志在红军长征3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这成了肖华创作《长征组歌》的直接动因。
肖华虽亲历长征,但他当年只有17岁,先是少共国际师政委,过草地后是红二师政委,只熟悉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知之不多。因此,要把红军三大主力艰苦卓绝的长征准确地概括到一部诗歌中,是十分困难的。为此,他学习了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以此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有关长征的一些诗词,以及刘伯承元帅的《回顾长征》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极大地丰富了创作素材。
这期间,他住的那座小楼里,灯火长明。他广泛浏览古今诗词,学习锤炼语言和推敲韵律。经过反复思考,他最后确定采用一种新的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押一个统一的韵脚。
为创作打开情感闸门
时间不长,肖华就将创作计划拟好了。他决定将长征中的几个重要历史事件,每件写成一首诗,每首诗要求独立成篇,然后连贯起来反映红军长征整个波澜壮阔的史实。他还要求每首诗不能太长,要既能诵,又能唱。一排题目,共有20多个,除现在正式发表演唱的组歌12个题目外,还有《抢渡湘江》、《过乌江天险》、《天险腊子口》、《过大凉山》、《哈达铺》等篇目,最后定下18个。
1964年9月11日,肖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忘我的创作境界,屋里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王新兰老人说,为了不影响肖华的身体,在创作前,她就与肖华曾有许多“约法”和“规定”,但是肖华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甚至通宵达旦,而且常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都沾满了泪水,写得很是辛苦,人都瘦了十几斤。她说,那真的是“呕心沥血”。长征途中没流过一滴泪的肖华,将感情的闸门向逝去的历史打开了。
初稿写出后,肖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先后分送叶剑英、陈毅和罗瑞卿、彭真同志请教。
接着又亲自写信,给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在广州的陶铸同志寄去。老帅们都说,用诗来概括长征全过程,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组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工农红军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抒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
王老说此后又经过数十次修改,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目的长征组歌于11月中旬正式定稿。
每首诗歌都定做乐曲
1964年11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肖华将军将诗稿《红军不怕远征难》交给时任战友歌舞团团长的晨耕,指示要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至此,战友歌舞团正式拉开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创作序幕。
王新兰老人清晰地记得,4位作曲家在仔细研读了肖华同志的组诗后发现,诗歌的格律性很强,每首都是“三七句”、“四八开”的形式,的确可以用同一首曲子来演唱。但是,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同的是,每一首诗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反映的是红军长征途中不同背景下的不同故事,用一首曲子来表现实在太不具体、太不充分、太不完美。另外,组歌中的最后两首反映的是红军长征胜利后北上抗日的情况,
不属于长征本身的范畴。因此,作曲家们一致决定选用前10首诗歌,并为每首诗歌“量身定做”乐曲。1个月后便完成所有的作曲任务。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正式公演,立即轰动全国。《长征组歌》的主要歌曲迅速传唱开来,当年就在全国各地演出50多场次,观众达10多万人。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今年又重新排演了这部“英雄史诗”,7月24日,全体演职员从当年长征出发地江西于都正式踏上巡演长征路的万里征程。
周总理17次观看演出
《长征组歌》的创作、排练和演出,一直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亲自指导。
“总理在病重期间,我们都很想去看他,但肖华刚从狱中出来,我们无法进去。总理生前,曾先后17次观看组歌演出,他能唱出组歌的全部歌词。总理在弥留之际,最后唱的一句是‘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说到这里,王新兰老人声泪俱下,哽咽难言。
王老告诉记者,周总理曾多次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请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或人民大会堂,一段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符的高低。
周总理最喜欢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第六曲《过雪山草地》、第七曲《到吴起镇》。他对初稿第一曲《告别》提出过中肯的意见,他说:“《告别》写得太雄赳赳、气昂昂了。要尊重历史嘛!。”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曲作者把第一曲《告别》改成了叙离情、道别绪,难舍难分,来回反复的挥泪惜别曲。
1966年6月至9月,周总理亲自“点将”战友文工团带《长征组歌》随他出访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苏联等国,演出了几十场,增进了国际文化交流。1975年底,卧病在床的周总理还想听一次《长征组歌》为此,中央电视台转播了《长征组歌》的演出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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