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何许人也？他是北大名教授，与季羡林等并称为北大的“未名四老”。季羡林说他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可见评价之高。他博学宏识，造诣深厚，于佛学、逻辑学、德国古典哲学上都有建树。他在文学上更是大器晚成，古稀之年才横空出世，文思泉涌，不可收拾。他写的《顺生论》、《禅外说禅》等轰动文坛，一版再版，洛阳纸贵。

    张中行作为学人，活了九十多岁，足可称为“人瑞”了。有人问他的养生之道，他不以为然：“我的养生之道就是不养生！顺其自然，自生自灭。”他特别喜欢散步，流连于北大校园中的未名湖畔，乐而忘返。他认为平淡安闲就是养生，有个好心情比什么都重要。好心情就是把什么事都看得通脱、平淡。有人恭维他是大师，他说他只是个“不官不党不阀的做点学问的一介布衣”。

    张中行并不拘泥古板。晚年时，有人问他人的一生中，什么感情最重要？他答：“男女关系。”又问：“对于年迈的人呢？”他还是回答：“男女关系！”可见爱情在他思想上占有的分量，也可见他是一位有着浪漫情怀的性情中人。

    张中行一生经历了三位女性。第一位是他１７岁时的结发妻子，那是包办婚姻，并无幸福可言，只是恪守孝道的张中行认为父母之命不可违。最后他只能选择逃避，在外求学，少有回家。妻子旧意识浓厚，从一而终，任劳任怨，伺候张家一家老小的生活起居。对此张中行十分感念，但他并不内疚。他认为酿成这杯难言的苦酒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错误。

    就在这时，年轻的杨沫闯入了他的世界。

    那年，叛逆的杨沫１７岁，也是为抗婚逃出家门，漂泊无依。在山穷水尽时，遇到了张中行。张对她深表同情，彼此同受那不幸婚姻之害啊！他能体会杨沫的那份孤独无助与凄凉。但他还是个穷大学生，怎么解决杨沫的吃住问题呢？他向在一所小学当校长的哥哥求助，谋得一个教员的职位，解决了杨沫的燃眉之急。张中行眼中的杨沫是眼睛明亮有神，身体不胖而丰满，言谈举止不俗，有个性有理想。他虽已有家室，已是一见钟情，幸福得有些眩晕了。而杨沫眼中的张中行，则是一表人才，一身书卷气，为人豪爽仁义。两人不由都陷入情网，生活在了一起。

    但久而久之，分歧产生了。杨沫喜欢阅读进步书籍，思想倾向革命；而张中行一心只读圣贤书，要求杨沫作一个贤妻良母，安安生生过太平日子。两人矛盾不断，又互不妥协，争吵不休。同居五年后，终于各自东西。

    新中国建国后，尤其是１９５８年，杨沫写出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一时风靡全国。而张中行只是出版社一名编辑，默默无闻。有人把他和《青春之歌》里那个自私落后的余永泽联系起来，说杨沫这是有意在影射、丑化他。怂恿张中行出面辩诬。张中行摇摇头：“人家那是写小说，何必去对号入座。”文革中，杨沫遭惨烈批斗，外调人员到张中行这儿要他揭发杨沫“罪行”。张不顾自身危险，写的材料全是说杨沫好话。后来杨沫平反，得知一切，又惊讶又感动，还特地给他写了封感谢信……

    如果说杨沫是张中行的红颜知己，那么，伴随他走过了半个世纪人生风雨的则是第三个女人李芝銮。夫妇俩感情深笃，白头到老。

    对于男女婚姻，张中行有自己的见解。他把婚姻分成四个等级标准：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他给自己一生婚姻的定位是大部分“可过”，加上一点点“可忍”。可见他对婚姻质量期待之高。

    有一次张中行问名记者唐师僧：“女人平均要比男人多活五岁，为什么？”唐一时语塞。张中行笑道：“那是上帝想让每个男人都死在女人的怀抱里！”可惜的是，李芝銮最终竟先他两年而去。待张中行撒手西归时，已不能与相伴５０年的女人执手相望了。

    □袁永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