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拜望了著名老作家李良杰，当谈到他所熟识的四川作家时，李良杰脱口而出：如果就生活底子的厚实和知识的渊博来说，他最为崇拜的是克非先生。老作家希望我在文学创作上去拜克非先生为师，并热情地为我写了封引荐信。

    拜访克非先生，并非易事。这位曾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的著名作家并未住在成都，而是蛰居于远在绵阳的一个乡村里。记得初访克非先生是在一个初秋的下午。当我冒雨寻至克非先生的农家小院时，刚一敲门，便招来一阵狗吠声。透过门上的缝隙，我看见，院中正在狂叫乱跳的狗十分高大，样亦凶猛。慌乱之中，我便直呼“克非”其名。旋即，听到有人应了一声，也没问我是谁，又听他大声说道：“你等一下，我先把狗关起来，以免被咬。”

    我放下心来，这才注意到克非先生家的院门竟是生机勃勃，绿意盎然，门前还长长短短的吊着好几条青青绿绿的丝瓜呢。一派川西农家小院的景象。

    门启处，眼前久仰的老作家，拄一竹制拐杖，着一川西农民常见的平脚短裤，像是自做的。老人趿拉着一双黑色布鞋，那脚后跟早已将鞋帮踩扁，权作拖鞋在用了。与门前的小景一样，走出来的也是一位朴实的川西老农。

    “文革”时期问世的长篇巨著《春潮急》，一时洛阳纸贵

    与作家交谈，最能引其兴趣的，多半还是他的作品吧？稍事寒暄，我便将话题引向了克非先生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春潮急》。

    果然，一触及这一话题，克非先生就显得激动起来：《春潮急》当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首版就印了２１万册，在上海一面世，人们排着长队争相购买，竟然在半天时间里，就被抢购一空了。简直是个奇迹！因此《春潮急》出版的当年就被大量加印，一版再版。同时，农村读物出版社还有全国各地的出版社也不知翻印了多少册，大概至少也该有好几百万册吧！可是直到今天，我却连本样书也没见到呢！

    说到这里，克非先生叹息道：“文革”时期，是不讲什么知识产权的。

    说到知识产权，我突然想起曾听李良杰先生说过，克非先生是“文革”之中全国最早拿到稿费的作家。当时万分激动的克非先生不仅给李良杰先生送了一份厚礼，还请他到上海的一家大饭店好好吃了一顿呢！于是我便提及此事。

    克非先生回忆说，当时与我同时拿到稿费的还有一位作家。转而又说，但是给我那五千元稿费是远远不够的。《春潮急》一套两卷，共有８０多万字呢！不算版税，那稿费至少也应该给我五万块吧？如果再加上再版和各地翻印的书，那就差得更远了。而我的这本书却让出版社赚大钱了，完全可以盖一栋大楼了。那时盖大楼要不了多少钱的……

    克非先生哈哈一笑，接着又道：《春潮急》是于“文革”当中的１９７４年问世的，很多读者都以为我的这本书是在“文革”期间写的。其实早在１９５６年我就开始笔写《春潮急》了，到１９５９年便写完了初稿。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小样都印出来了，这时“文革”突然爆发，就耽搁下来了。这也正是我之所以能够在“文革”当中还能拿到稿费的原因。当时有个规定，以标志“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为界限，凡是此前已在出版社印出小样的书稿，可以给作者补发一定的稿费。我的这本书虽然受到了“文革”的影响，但是上海方面却坚持认为《春潮急》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就紧紧抓住不放了。然而，在那种极其特殊的政治气候和环境中，却坚决要求我去修改。这一改就改得我好苦啊！整整在上海改了一年多的时间。原来的书稿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但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不过只改掉了五万多字，又重写了五万多字。但却大大违背我的的初衷和意愿，所以改起来也是相当艰难和恼火的。有好几次我都忍无可忍，要打道回府，不想出这本书了。当时《春潮急》的责任编辑是邹韬奋先生的女儿，是位很好的同志，我最后还是禁不住她和上海朋友们的苦苦相劝，结果书出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我注意到，克非先生所写的这部有着浓郁生活气息，描写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川西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尽管其中有着一些无法抹去的“文革”印痕，但在这段极其特殊的中国文学史中，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给予《春潮急》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文革”时期出版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长篇小说。难怪当年《春潮急》会成为一部深受群众喜爱的畅销书，以至于一时洛阳纸贵呢！

    “文革”期间，我在安徽的一家农场当知青时，曾经辗转托人买来一套《春潮急》，爱不释手。刚读完上卷，就被农场的其他知青借去轮流传看，后来竟传得无影无踪了。当时有好几位知青，求我帮购《春潮急》。他们除了情愿拿出高于书价一倍甚至数倍的书款外，还情愿搭上在那个年代里十分紧缺的烟票和酒票呢！

    当我把这段经历告诉克非先生后，先生却道：出现那种现象，也不完全是因为我的书写的好吧？恐怕还与那个年代里人们无书可读也有关系吧？有位华侨来看我时，也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说有不少海外华人也非常喜爱《春潮急》，还曾联名将这部小说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推荐提名呢。当然，靠这些人的推荐提名肯定是不会作数的。说到这里，克非先生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写了一辈子农村和农民，现在也离不开农村和农民了”

    雨后初晴，农家小院愈发显出浓浓绿意，满目青翠。满院散发着淡淡的花草芳香，微风佛来，和着田园泥土那特有的气息，沁人肺腑。这安宁的农家小院，又不由得触动了我的一个话题：许许多多成名或未成名的作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往大大小小的城市靠近。而眼前的这位早在１９７９年就成为专业作家的克非先生，为何逆向而动，反由城里迁居到农村来了呢？

    “我早在１９８５年就把全家搬到农村来了，那年我才５５岁，这在当时许多人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克非先生缓缓地说道：直到现在，有关部门和一些朋友还在劝我搬回城里去住呢。但我早已习惯农村生活，也打算在农村老此一生了。我写了一辈子农村和农民，现在也离不开农村和农民了。其实我自己也是生于四川眉山农村的，自然也是长于农村的。后来虽然户口进了城，编制也在领导机关，但我仍然还是喜欢到农村去蹲点的。就是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后，我还去剑阁山区挂职蹲点，而且一去就是１０年呢！所以我对农村是很熟悉的，对农民也是很有感情的。我到农村定居，倒也不完全是为了体验生活，主要还是想图个清静，少些干扰，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如今我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几个月就能写出来了。因为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呀，每天上午看书读报，或者出去散步、钓鱼。午睡起来写作，晚上继续写作……

    想来正是得益于这安宁闲适的乡居生活吧，年已七十又七的克非先生始终保持着极其旺盛的创作活力。归居田园二十余年来，笔耕不辍。他除了一往情深地继续写着短篇、中篇和长篇的乡村小说外，还半道出家，以独特的视角和思考，另辟蹊径地潜心研究起《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来，且收获颇丰。近年来，居然陆续出版了《闲读三国乱弹

    古今》、《红楼雾障》、《红楼末路》等学术著作。其中，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近４０万字的《红楼末路》，

    还在２００６年间荣获了“四川文学奖”呢……

    那天临别时，克非先生让我给他留个电话，我未带笔，于是老人就去找笔。找了许久，找出一支旧式钢笔，却写不出字来。老人拿到院中甩了几下，仍然写不出字来。克非先生笑道：“我早就用电脑写作了，这些笔都很久不用了。现在接到全国各地许多朋友的来信，我又觉得用电脑回信不礼貌，就干脆不回信了。等到春节，就一下打它几十个电话，道歉、拜年。说罢，老人又去找笔，竟寻来一支儿童画画用的笔，方才了事。

    克非先生一再感谢我大老远的专程前来看他，坚持要送我上车。汽车驶出老远，我回头一看，老人还站在那里向我挥手呢。

     □本报专稿 □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