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超生凸显计生政策软肋


    去年岁末，４３岁的歌星毛阿敏在上海产下一个健康男婴，喜事随即在网上引发一片质疑：毛阿敏前几年生过女儿，如今又产一子，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对明星就没有约束力？

    演艺圈和体育圈内明星的超生问题并非个案。景岗山和马葭有两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在超生的明星中，有人是已经拥有外国国籍，比如拥有美国国籍的陈凯歌和陈红夫妇生了两个孩子，拥有瑞典国籍的韦唯和前夫生下３个孩子。不过对于一些国籍仍在中国的明星来说，他们的超生则难免有“拥有特权”之嫌。

    电影演员章子怡日前接受记者采访，在讲到自己将来的生活目标时称：“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我有条件有培养能力，为什么不生呢？培养出人才建设国家。”章子怡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演艺圈内颇具代表性。

    对于明星超生，在一家测绘机构任职的孙女士说：“多生几个孩子，很多人都想，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是国家的政策啊，如果超生了，我的工作有可能就没有了。人家明星是自由职业者，不受单位限制，经济上又允许。但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些条件。”

    在搜狐网进行的“你怎么看待名人超生现象”的调查中，６２．７７％的网友认为他们是依靠财富名气挑战生育公平权。而在该网的另外一项“

    你认为下列哪些措施能严惩名人超生”的调查中，６８．９６％的网友认为“经济上的重罚”和“不能参加各种评选”这两项措施的作用都不大。

    “尽管对于明星富人超生问题，大众表现出来的是无可奈何的态度，但这个问题最后还是会落到对制度本身的疑问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超生问题让我们看到制度在面对有权有钱有势阶层人士的时候，就显现出自身的不完善和无力。而造成这个后果的直接原因是我们当初制定这个基本国策的时候，社会背景和现在不同。当时社会是一元化的社会制度，人都是单位的人，更容易受到制约。但是现在人的身份变得多元化了，这就涉及到及时修改法律法规的问题。”

    张燕说：“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除了明星富人超生严重，还有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人群，比如卖鸡蛋的，收废品的，也在超生，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似乎只能对一定体制内和一定组织内的人起作用。这应该引起重视。” （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