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西安打工已整整十年。我流过泪、流过血，我刻苦自学取得了法律专业的大学文凭，但我仍干着收废品的行当……”
　　
　　□李军/述　东山/记
　　1970年，我出生在商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们家弟兄三个，两个哥哥都早早当了农民。因为我念书的成绩还不错，父母就一直供我到高中毕业，而我却没能考上大学。
　　1990年春天，我怀着希望和憧憬开始走上打工之路。阳光下刺眼的鲜血从我们那里出来的，大多都在城里干搬运工之类的力气活，我也随着几个老乡背着行李卷，到省城西安的一个建筑工地当了民工。白天搬砖、搬木头、扛水泥；晚上透风漏雨的简易工棚里，两个破纸箱子叠在一起就是我的床。这些，我把它看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练，我默默忍耐着。然而，几个月后，一幕可怕的场景，摧毁 了我那尚未磨练坚强的意志。那是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和几个人拆一幢两层的旧房。房子是砖木结构的，有的木头已经腐烂了。有三个人在房顶上拆，我和另一人在下面把拆下的木头搬到一边摆放整齐。拆到一半时，失去支撑的残垣断壁突然垮塌下来，几声惨叫淹没在房屋倒塌的闷响和腾起的尘土里。当四面赶来的人们把受伤的工友从废墟中拖出来时，我才从懵然无知中惊醒，赶紧拉来一辆架子车，让受伤的工友躺下往医院跑。后来的几天，经常能听到包工头狠狠地骂：“你们这些狗日的，干活不小心，摔死了你们不要紧，我得赔多少钱呢？”夜晚来临，劳累了一天我总是难以入睡。工友们如落叶般飘零的身体，阳光下刺眼的鲜血在我眼前不断闪现，我无法面对。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地方。这天我想起了“三毛”我在大街上转了一天，晚上睡在一家最便宜的旅馆里。旅馆白天是浴池，晚上改做旅馆。就这也是我离家后睡得最舒服的一个晚上。我数着口袋里的钱，算计着必须在多少天内再找一份工作。这天，正在劳务市场转悠，一位中年人叫住我：“你在人多的地方替我发宣传单，发一天，给你一天的钱。”一看，是保健品的广告，我点头答应了。第一天过去了，我发出了厚厚几摞传单，天黑时我如数拿到了报酬。第二 天正当我干得起劲时，突然一阵骚乱，旁边几个摆摊的像被风刮跑了似的，转眼就不见了。我刚一愣神，就被几个壮汉揪住。等我弄明白是因为这地方不许摆摊、设点、散发广告时，他们又说要罚款。我只能连连认错，并叔长叔短的叫着他们。可能是他们觉得我实在没什么油水，其中一个说：“这小子可能真没钱，不如我们给他发一点吧。”就在我莫名其妙时，雨点般的巴掌和脚头落在我的脸上、身上。他们打够了之后，终于发出赦免令：“滚吧！滚远点，再让我们看见，踹死你！”我擦了擦脸上的血，拍掉身上的脚印，感觉就像“三毛流浪记”。我有了苦命的媳妇后来，我又到了一个搬家公司，活比在建筑工地轻松，也安全多了，但让我不能忍受的是老板娘那张嘴，只要我们稍稍不合她的意，就会招来谩骂，有时简直就是破口大骂，末了总要加上一句：“谁不想干了就趁早滚蛋，现在这世上，两条腿的猪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满街都是。”到西安打工的头两年，我就在这样的处境里接受着肉体和精神的磨练。直到
　　1993年春节后，我终于经老乡介绍到了一家大公司的仓库里当搬运工。吃住的条件也比较好。在这里，我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也能往家里寄一些钱了。
　　1993年的夏天，我中学同学小莉突然来仓库找到我。向 我哭诉家里逼她嫁给县城里一个30多岁的男人，据说是一个科长，离了婚，还想再找一个年轻的。在我们乡下，县城里的科长可是大人物。小莉的父母恨不能马上成了这门亲事。小莉死活不同意，被逼无奈只好偷偷跑出来找我。我俩在学校关系很好，双方都有点意思，只是乡下人保守，双方都没挑明。既然她今天来找我，我当然要义无返顾地娶她。我回到村里向她父母提亲，她的父母不但坚决反对，而且还要抓她回去成亲，我匆匆返回西安。小莉坚定地告诉我，宁可受苦，也要跟我在一起。我们在仓库的一个角落，用木板、纸箱和塑料布搭起了一个不足八平米的屋子，算是我们的新房。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小窝，我们竟然一住就是七年。
　　1994年秋天，媳妇要生孩子了。因我们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足够的钱，医院不让住，我们只好像在老家一样，自己接生。我准备了一把剪子和一些必须的东西。那个难忘的早上，一个男孩总算生出来了。一岁时儿子死了都说乡下人身子结实，这话不假，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那儿子竟长的白白胖胖，很招人喜爱，仓库里的人都爱抱抱他，逗他玩。大家都喜欢叫他小宝，就在小宝一岁时，他一连咳嗽了几天也不见好。大夫检查后说要打吊针，我们本想只买点药，可又怕把孩子的病 耽误了。打上吊针不久，孩子就不停哭闹、挣扎，脸胀的通红。去找护士，护士说：“你先走，我一会去看。”没过几分钟，孩子的脸变成了紫色，呼吸也急促了。我再次跑去告诉护士，护士一听，也紧张了，立即随我到病房，一看这情况，吓坏了，赶紧拔出针。不一会，来了好几个大夫对小宝进行抢救直到深夜。可是，小宝还是死了。我找他们评理，没有结果。我和妻子抱着依然白白胖胖却停止了呼吸的儿子，在茫茫的夜色中哭一阵、走一阵。天快亮时，在城墙下的一块草地上，我用手挖了一个浅浅的小坑，把小宝用衣服包了包，埋在了草地里。回到仓库，大伙都气愤不过，要去医院讨个说法。仓库的陈师傅带着我又找到医院，医院的大夫态度变得很强硬。他们拿出一份病历，说我儿子来医院时就有心脏病，他们是下了病危通知的等等……与他们吵了一天也没有结果。就这样，小宝死了，变成了城墙下的青青绿草。学法律我要当律师在西安打工，我尝遍了各种辛酸苦辣，经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打击。对于这些，除了默默忍受，毫无还手之力。常看报纸、电视上讲，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利。可法律这个武器，仿佛就像关云长那把82斤重的大刀，我们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弱小者根本就拿不动，也不会使。这时，我深 深地体会到必须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1995年起，我加入了自学考试的队伍，选择了法律专业。我要当一名律师，既能保护自己，也想为我们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工友们做些事情。
　　到1998年，我取得了大专文凭，但这远远不够，离当一名律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我仍然在仓库当搬运工，但由于这两年仓库的活也少，我与妻不得不又利用空闲时间去收废品，维持我上学的费用和一家开支。每天晚上，当我收拾干净利落，穿上唯一的那件还算像样的衣服，坐在补习班的教室时，我坚信不远的将来，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律师，为我们这群容易受伤害的弱者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