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电影演员杨丽坤逝世后，陆续看到几篇主要是关其后事的报道，接着又读到一篇介绍“文革”以来杨丽坤命运的文章，使我想起若干往事。对今天四十岁以内的中国人来说，杨丽坤不算“著名”。她 1958年拍《五朵金花》， 1964年拍《阿诗玛》， 1966年就遭遇“文革”，被迫害致病，精神失常，以后一直不曾完全康复。且因长期服用药物导致形貌变化，与表演艺术绝了缘，甚至不再在公众场合露面。然而对年岁大些的中国人来说，杨丽坤的艺术形象却是不可忘怀的。我在青年时代，就曾是《五朵金花》的最热心观众。
　　20世纪 80年代前期， 1983年，《广州文艺》杂志发表了唐凤楼的中篇报告文学《我和“阿诗玛”的悲欢》。读后我才知道杨丽坤病后曾于 70年代初多次入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住院治疗。郴州位于湖南最南端，与广东接壤，多少因了这个地理上的条件，来自云南的杨丽坤才与在广东一座铅锌矿工作的唐凤楼有缘结识，经历艰难终成夫妇。然而这个“郴州地区精神病院”却是有点令人“怵目惊心”的。“文革”期间的《湖南日报》曾报道过该院“阶级斗争治疗精神病”的新“经验”。据说有个女病人每次发作便撕毁衣被，但撕毁的都是公物而不是私物。经审查，她原来是“地主出身”，于是“真 相大白”，“病根”查明了，“治疗方案”也就找到了，自然是“阶级斗争”。发动广大患者“七斗八斗”，终于使那女人“认罪服法”云云。精神病人常被称作“疯子”。我想象不出一群疯子围攻一个疯子会是何等场面，又会是什么后果。知道杨丽坤在那种地方住过院，使我对她的命运多了一重担忧。
　　80年代中期，我曾以作家身份当过几年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也因此有了深入了解杨丽坤在郴期间情况的条件。
　　1985年 12月我持介绍信到郴州访问了地区精神病院。医院位于乡间，房屋破旧，条件简陋，但周围山青水秀，绿树簇拥。打量环境，我多少领悟了杨丽坤的亲人们当年为什么会安排她到这里住院。院长接待了我们。据介绍，“阶级斗争治疗精神病”是“文革”期间搞的，持续时间不长。对杨丽坤没有搞这一套。我算是松了一口气。我提出看看杨丽坤的病历，以了解她的病情和住院情况。院方同意我看。医院新建的宿舍楼中有一套“客房”，我被请了进去，接着送来厚厚的杨丽坤病历。与一般人的病历不同，杨丽坤病历中夹有许多她当年亲笔写的信件和电报稿，这使我对她的文字水平及有关遭遇有所了解。医院距市区和邮电局很远，她身为病人没有那么多自由，所有这些函电又都没有实际寄发的可能性，因此 都由医生收藏在病历档案中了。
　　直至今天，此刻，才打破尘封，与其他治疗和观察记录一起，无言诉说着一位美丽女性“文革”中极其悲惨的遭遇，使我心灵震颤！约一两个小时后，我终于深深透了一口气，走出“客房”。归还病历后，跟院长和当年的主治医生交谈，了解病历内容所反映的某些情况。作家的采访和体验生活都是为了写作。采访所得和体验生活的感受一般都会表现在后来的作品里，我也是这样。但唯一的例外，是这次郴州之行。此后甚至在虚构的小说里，我也从来没有运用过我所知道的杨丽坤的材料。十几年过去了，我总是尽力不想、不回忆、不去“碰触”那一切。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里，是不愿在那位不幸女子的深重创口上再撒上一把盐……杨丽坤的容貌无疑是美丽的。但容貌美丽的女子不少，这是只要打开电视就可看到的。杨丽坤又是纯净典雅的———而这在容貌美丽的女子中就太罕见了。杨丽坤像她创造的艺术形象一样，从形貌到精神都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丝毫污垢，没有半点恶德；她们共同奉献给中国人民的完完全全是清纯和美好———然而，杨丽坤却因此遭逢了那么悲惨的命运！除了致病，致残，还在“不满花甲”之年痛苦辞世……我所知道的一切铭刻在记忆里，始终不曾忘怀。
　　□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