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炎
　　二十年前，从香港归来的人，常提到那里最特色的风景，便是打麻将。而香港的“麻风”在几十年前，又远不及上海。我少年时便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歌谣：“打打麻将，国家事，管他娘！”现在，香港人上海人都在市场里滚打，这“麻风”的“后起之秀”，又当属成都人了。由此也可给成都定位：还处于前市场社会。有市场观念的人会认为：在那牌桌一坐，便失去多少市场机遇与发财机会啊！赢点小欢喜，却蚀掉大发财！可成都人玩麻将还是如痴如醉，年老的入 迷，年轻的也入魔。虽有西部大开发的罡风劲吹，也难掀翻街头巷尾那成千上万张麻将桌。
　　上海人宁肯坐在证券交易所，追着庄家的动向，每天进个千儿八百，深圳人甘愿进外语进修班，从语言的通道进入国际社会。而一些成都人只要锅里还有米煮，大可到麻将桌去搓它一天乃至一整夜。多方位的封闭及基本生存的无忧造成的小生产者惯性心理是多么强固！而当那十三张牌竖在面前，各种人是否又会有不同的感应，去进入不同的种种心理补偿境界？一辈子任人指挥与摆布的人，此时，也有十三个符号由自己领导了。此刻留这张牌，弃那张牌都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官瘾尚未过够，就退下来了，坐上牌桌，对牌的领导权，仿佛也是对人的领导权，失落感不也获得一点点安慰？在单位里，想大权独揽，将成员换成“清一色”自己人而未得逞，把麻将偶然做成了“清一色”，破碎的梦也象征性地可圆了……
　　麻将对各色人可产生不同效应，这多半就是它能迷惑颇多人的原因。就笔者观察，它还有暗示与摹写生活的意味。这种游戏，几乎毫无例外地在进行使无序变为有序的活动，初上手的牌，总是散的、乱的，由散而聚与由乱而治，都在理顺治乱的过程中，这种建设性的活动，是否也是建设性心理的一种培育呢？再发现这种游戏开局 与结局不断循环，开局紧接上一结局，这种不断延续的开局结局，是否也是人生一种摹写？从生命来看，是生是开局，死是结局，从学习看，入学是开局，毕业是结局，从入仕看，获得功名是开局，做官告老是结局。开局是悬念，结局是结论，那么，几圈麻将玩下来，不是将世间多少的始和终都包含了吗？麻将最奇怪的是充满了神秘的偶然性，你认为是胜券在握，偏来一张牌，丢出去就惹祸。你认为自己需要的牌已是独牌绝牌，偏偏一摸给你一个极大的惊喜，很可能黔驴技穷又绝处逢生，正打不中却歪打正着，这偶然性里藏着成败，偶然性里也最多诱惑与刺激，从而令人欲罢不能，是否此其一端也？
　　当今人们最头痛的事，是不讲游戏规则，可麻将桌上，却执法严明，一人违规，便有三个“法官”来执法制裁。渴望游戏规则公平竞争，麻将能做到。这是否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从而使人“望梅止渴”般地产生出搓麻止渴效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