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义文，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副厅级的江苏省技术开发研究所所长、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获该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津贴。仇永花，与他同龄但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在别人看来，这对似乎不般配的夫妻，却和和美美地相处了 38年。用仇永花的话说，几十年来，我们从没红过一次脸。在人的价值观、婚姻观变得越来越市俗化、金钱化的今天，他们的爱情真是这样的纯洁？是主人公对婚姻的深层次理解，还是对人性压抑的理性表现？揣着疑问，我们走进了他们的家，也走进了他们的婚姻故事。一陈义文的老家在淮安市仇桥乡仇桥村，就在他 6岁那年，父亲不幸病故。 25岁的母亲抚摸着儿子的脸，几乎哭干了泪。从此，母亲把他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希望和依托。翌年，按照当地的风俗，母亲在邻村为儿子订了一门亲。姑娘仇永花长得眉清目秀，且很灵气，其父母也老实本份。小小年纪的陈义文根本不知婚姻为何物，懵懵懂懂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要强的母亲决意要让儿子出人头地，省吃俭用给他上学。儿子也争气，踏进校门成绩便一路领先。 18岁那年，陈义文考上了免费就读的农校，学校在离家几十里的县城。为了母亲有个照应，刚到结婚的法定年龄，仇永花就当上了陈家的媳妇 。
　　仅仅过了四个月， 21岁的陈义文由农校推荐，考上了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这在当时当地成了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去南京上学那天，仇永花依依不舍地把陈义文送到县城，并对他说，我会照顾好母亲，你就放心去吧。在陈义文的眼里，母亲是自己最敬重的人，父亲死后，面对生活的艰难，母亲坚强不屈的精神，一直是激励自己发奋向上的动力。而现在远去它乡求学，全家的重担往后只能由永花一人来挑了，陈义文心里有一种难言的内疚和不安。那微微发热的眼睛似乎在说，永花，你也放心，我会好好待你的。他清楚，自己的婚姻是在特殊的环境下造就的，但先结婚后恋爱的李双双式的家庭并非一定就无幸福可言，关键在于彼此能真诚相待。从此，陈义文每月写一封信回家，仇永花也请人回一封信过去，他们用这种传统而古老的方式，传递着彼此的信息和思念。这样的“两地书”持续了整整 21年，直至 198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仇永花的户口才得以从淮安农村迁到南京城里夫妻团聚。二陈义文读大学的第二年，大儿子宏才就出世了。干农活、带孩子、养猪，里里外外，仇永花忙得不可开交。家里底子薄，为了多挣一点工分，一年 365天，她几乎 360天在田里干活。别人家有男劳力还透支，可仇永花居然尚 略有节余，还能经常寄点钱供陈义文零用。大伙都管她叫“二男人”。一个女人独挡门庭的艰难可想而知，“二男人”的称谓，是对仇永花自尊自强最形象的概括。她的不易，不仅仅干活是一把好手，可贵的是，她能和脾性刚烈的婆婆相依为命，以致整个儿改变了做姑娘时的任性。她有自己的逻辑：为自己心目中深爱的人，什么苦难都能承受；再说婆婆年轻守寡，风风雨雨走过来很不容易，不能让有孝子之称的丈夫多添烦恼或左右为难。老二宏喜、老三宏昕两个儿子出生后，仇永花更忙碌，也更辛苦了，常年累月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觉。她的许多委屈，许多病痛从不对人言，都是陈义文难得回家时察言观色追问出来的。在她每月一封的回信中，反反复复写的都是，家里一切都好，希望他安心学习和工作。妻子的通情达理，自立自强，让陈义文心存感激，也心生敬意。孤身在外的他，感到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妻子的忠诚和对自己学业和工作的投入。早在上大学期间，成绩优异的陈义文，就是学校中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长得颇帅气的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然而，做女同学思想工作，他从不单独前往，为怕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他在学校里公开宣布：“我已结婚了，爱人在老家农村。”大学毕业后 ，他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省科委等单位工作，长期住在单身宿舍。“据说人孤独的时候，最可能遇到诱惑？”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向陈义文时，他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没有遇到诱惑。”稍顷，他又强调说：“当你不在意别人的诱惑，自然不会去迎合诱惑，抵制诱惑也就顺理成章。有人曾劝我在城里重新找一个，别苦熬着。我认为婚姻除了爱情还包含着责任，为了自己获取更多的快乐，舍弃一个为我尽了很多责任和义务的人，我感情上受不了。要真是这样，我一辈子会生活在自责的阴影里。”正是出于对母亲、对妻子的爱心和责任，陈义文把难耐的寂寞，当作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拼命地工作和学习，并争取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用出色的工作回报了领导和亲人们的期望。不到三十岁，他就担任了副处级干部，先后任土壤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省科委办公室副主任、省海岸带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和综合开发利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等职。在他主持并参加的江苏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及综合开发利用的各项工作中取得了 6项综合性成果，并荣获省政府授予的苏北科技成果特别奖、省科技进步特等奖。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江苏省海洋海岸带发展战略》《开拓有特 色的生产力促进事业》等十几篇有份量的论文。
　　因成绩突出，曾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去年 8月下旬，他随省科委组织的代表团去法国、意大利等国考察科技创新情况。他说，没有仇永花的全身心的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从心底里感激她。言谈中，透出真诚和恳切。三 198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仇永花的户口从淮安农村迁到了南京，除了老大已经长大成人留在老家外，老二、老三也一起来到了南京。仇永花先后在宾馆、招待所，干起了打扫卫生的临时工。打从仇永花到南京起，大凡家乡的人来城里看病，他们的家便成了病人的留宿地和中转站。在仇永花看来，来的都是客，不论是远亲还是近邻，她都热情接待。一次村上有个叫陈义清的得了食道癌，到南京治疗，找上门来，她二话不说，先把他和陪护的家属安排在家中住下。他们家的住房不宽，当时老二、老三都在上学，来人与他们同睡一个房间，而起居作息时间又不同，加之病人有随地吐痰的不卫生习惯，孩子的学习难免受到影响，私下里老嘀咕妈妈多管闲事。仇永花对儿子说，你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才找到我们的。在病人住院的一个多月里，仇永花不仅让病人家属买菜在家中烧好了送医院（这样可节省病人开支），还将自己为儿子订的牛奶 给病人营养。在仇永花来城里的十几年中，先后有 20多个患癌症的乡亲在她家里住过。有时一次来五六个人，还得打地铺、借被子。陈义文赞赏仇永花的古道热肠，并在尽可能范围内给予支持，来人联系医院，乃至找医生都是他帮着操办的。难怪乡亲们都说他们两口子是菩萨心肠。随着年龄的增大，仇永花的体力已明显不如从前，遇上阴雨天常喊腰酸背疼。陈义文多次劝她打扫卫生的活儿重就不要去干了，她却坚持要去她说，比起以前农村的苦日子，这点活算不了什么三四百元的工资毕竟还能贴补贴补。每每看到一天劳作的妻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陈义文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年轻的时候，她吃了这么多苦，如今，年近花甲还如此操劳，总觉得对不住她。工作繁忙的陈义文，决意要忙中偷闲为她的生活增加点亮色。早几年，带着她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苏州园林后来单位组织去黄山，他又兴致勃勃带上她一道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病无处报销是仇永花的心病，尽管陈义文一再向她表示不用她操心，她仍耽心往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拖累全家。为了抚平她心里的皱折，前不久，陈义文拿出一笔钱为她买了大病保险。平时只要陈义文不出差，只要单位里没有紧要的事，吃罢晚饭，两人就肩并肩外出散步，这几乎成了每日的 “必修课”。
　　望着他俩亲亲热热的背影，熟悉他们的人都夸，仇永花真是好福气。四采访中，陈义文不止一次流露这样的观点“仇永花不识字，但很识事。”何以见得？他几乎不加思索地例举好几件事加以佐证。在我们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是 1992年 12月，陈义文所在的省技术开发研究所组建成全国第一批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中心的主任，他承担了新建制单位从机构、管理到资金的全方位改革的重任。 100多人组成的生产力促进中心，任务之繁重，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那些日子里，他吃不香、睡不宁，回家也不多言语。仇永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当丈夫回家，她就给他泡上一杯热茶，打开录音机，放上一段音乐，让他放松情绪。晚上吃罢饭，她把他一拉：“走，我们到外面遛遛。”一边走，她一边做“思想工作”：“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让你这么烦心，你的工作我不懂，但天总不会塌，地也不会陷下去！和大家商量着办呗！”经她这么一开导，陈义文的心胸顿时开朗多了。由于他和同事们齐心协力，中心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1997年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正是仇永花睿智、豁达、开朗和善解人意，陈义文从没感到彼此有难以沟通的差距。凡遇到高兴事会和她一起分享；遇到 烦心事，愿意抖落出来让她当个参谋。
　　对孩子的教育，仇永花一直也没有放松过。从小到大，要求严格，从不护短，许多孩子的不良习性习惯他们都没沾上。如今，他们工作、学习很努力，而且都很孝敬父母。采访时，老二宏喜自豪地对我们说，妈妈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妈妈，她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陈义文感慨地说，我这个家还是很温馨的，年轻的时候我们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互相难以照应年轻夫妻老来伴，越到老，越感到彼此谁也离不开谁看来幸福婚姻并不只是一个模式，就看你如何去调适。只有以真诚之心去理解对方、体察对方，不太有利的环境，同样会有美满的结局。
　　□沈耘　李双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