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油画家、91岁的闻立鹏一生中办过无数次画展，但将自己的画作与父亲闻一多的艺术作品一同展出，还是头一回。
　　4月2日至7月3日，“红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共计展出闻一多的速写水彩、装帧设计、书法篆刻、照片信札和闻立鹏的绘画作品260余组件。在这场父子二人的作品展上，观众很容易便能察觉到一种传承的流动，看到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之外的“艺术家闻一多”。同时，从照片、信札和闻立鹏的画作与讲述中，人们还会看到“父亲闻一多”的形象，并惊讶地发现：最刚烈的勇士，原来有一副最柔软的心肠。
家 书
　　“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小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比女人的心还要软。”1937年7月15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后，闻一多在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中如此感叹。
　　半个月前，高孝贞带着长子闻立鹤、次子闻立雕回湖北老家省亲，闻一多同三个更年幼的孩子留在北平清华园的家中。信里的“小弟”，就是闻一多的三子闻立鹏。平静生活被侵略者的炮火打碎。3天后，闻一多带着儿女匆匆南下逃难，一路颇多狼狈。在武汉，闻一多与家人团聚没多久，就于同年10月，独自离家，前往长沙，担任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教授。此后，近一年时间，他与妻子儿女分隔两地，只能借一封封家书倾诉思念。
　　“家书抵万金。”闻一多是个恋家的人，常常刚一离家，就翘首期盼起亲人的来信。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数次写信抱怨家里人来信太少，直白地问弟弟，“久不写信何故？”问妹妹，“为什么不多写些好的长的信来呢？”还问双亲和妻子，“留学累月不得家书之苦唯我知之！”
　　诗人总是有话直说，从不在信中吝啬表达对妻子儿女的情感，那份热切几乎扑面而来。1937年10月23日，闻一多在深夜抵达长沙，当晚立即给妻子写信，对家里的5个孩子一一关心。10月27日，又修家书一封。4天后的11月1日，又写信给妻子。11月2日，发出新一封信前，他收到妻子和长子的信，还有幼子闻立鹏和大女儿闻名的画，十分喜欢。给妻子回信：“你们都不会写信，真把我急死了。你看我几次回信是如何写的。家中的一切事，不管大小，或是你们心里想的事，都可以告诉我，愈详细愈好。”又专门给10岁的闻立鹤、9岁的闻立雕单独写信。
　　日后成为画家的闻立鹏，早记不清年幼时在给父亲的信里画过什么，他笑着说，“六七岁的小孩会画什么？胡涂乱抹吧。”但这幼童的“胡涂乱抹”正是闻一多一再急切索要、倍加珍惜的。
　　对孩子，闻一多有万般耐心与柔情。1938年2月，战争逼近湖南，长沙临大再迁昆明，闻一多参加由近300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3000里地前往昆明。出发前，他在家书中提及上回离家时与儿女们道别的情形：“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
　　从年少读到老，每次读这封信，闻立鹏都会心头泛酸。他记不得在睡梦里被父亲叫醒的画面，记不得父亲说不出话的样子，记不得父亲说过什么……所幸有家书，定格这被年幼的小儿女忽略的深情，封存一个父亲对孩子永久的爱意，深厚绵长。
背 影
　　1938年8月底，闻一多终于设法将家人接至昆明。此后，他们一家在昆明住了8年。对昆明这座城市，闻立鹏怀着复杂的情感。在那里，有他与父亲共度最久的一段光阴，有他最珍贵的童年记忆，可也是在那里，他失去了父亲。
　　“印象最深的画面，是父亲的背影。”闻立鹏说，“那时条件困难，一间屋子既是我父亲的书房、会客室，又挤着我和妹妹的床，还有我父母的床。有时我夜里醒来，就看见父亲还披着衣服、弓着背，坐在桌前刻图章。”
　　1944年，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战时物价暴涨，闻家人口多，闻一多的月薪仅够一家人勉强支持10天左右。书籍衣物变卖殆尽，他去校外兼课、写文章、做报告，为节省炭火，在腊月带着全家高高低低的孩子们去小河边洗脸……想尽办法，一家人仍时在断炊中度日。直到闻一多在朋友建议下公开挂牌，为人刻印，成为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家中状况才有所改善。授课、著书、开会、演说，投身民主运动，为养家糊口治印刻章……闻一多的面容变得消瘦，手指上磨出了硬茧，但在最劳碌的日子里，他依然是那个几乎从不对子女发火的好脾气父亲。
　　闻立鹏记得，有一回，二哥闻立雕从学校拿回一块钠，放入盛水的茶壶，试着按课堂上教的钠加水产生氢气的原理制造氢气，结果钠放得太多，引起爆炸，伤到了围观的大妹。“二哥闯了祸，我们都吓坏了，没想到父亲并没责备我们，只是借此讲了个道理，说了句英文谚语，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意思是，一知半解是最危险的事。”闻立鹏说。
　　闻一多会郑重对待年幼儿女的书信，也会郑重倾听孩子们的意见。有一回，闻一多的小女儿闻惠羽在家里闹脾气，被闹得心烦、无法工作的闻一多一反常态地打了女儿两下，结果被儿子闻立雕质问：“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今天是我不对。”闻一多向儿女承认错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父 子
　　闻一多生前没立下什么家规家训，但闻家有共同的脾性和不言自明的准绳。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师生分批返回平津。机票紧张，闻立鹏与二哥闻立雕遵循家中安排，先行飞往重庆，在那里等待与家人会合，再一同返北平。
　　1946年6月29日，闻一多在百忙之中给两个儿子写信，信尾说：“我这几天特别忙，一半也是要把应办的事早些办完，以便早些动身。小弟的皮鞋买了没有？如未买，应早买，因为北平更贵。”“在昆明，我和妹妹从没穿过皮鞋，一直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父亲知道重庆的猪皮便宜，所以这样提醒。”闻立鹏解释。忙碌中的父亲，一如既往地细致。没人料到，这会是闻一多的最后一封家书。
　　半个月后，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拍案而起，即席发表了著名的 《最后一次讲演》，“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他在回家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与其同行的长子闻立鹤扑在闻一多身上试图保护父亲，身中五弹，死里逃生。这一年，闻立鹏15岁。
　　1947年，闻立鹏背着母亲打好的行装，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进入北方大学美术系学习。闻一多生前非常向往解放区，曾说过将来要把孩子们都送去那边学习。“大家对我的另眼相待，包含着很深刻的感情，使我觉得身为‘闻一多儿子’这件事情，有着更重的分量。”在解放区，闻立鹏第一次用不同于儿子看父亲的目光注视闻一多，他开始更深入地理解父亲的其他身份，并在此后的漫漫人生路上，不断加深对父亲的认识。
红 烛
　　从年轻时拿起画笔开始，闻立鹏就想画自己的父亲。30 余年后，他才终于在1979年完成了关于闻一多的经典作品《红烛颂》。1978年构思这幅画作时，闻立鹏的年纪正好到了父亲辞世时的47岁。此后每个春秋，他都比父亲更年长。
　　画面上，一根根红烛燃烧在烈火中，闻一多口衔烟斗、回眸凝视。红烛的意象，来自闻一多的首部诗集《红烛》的序诗。经历过风浪，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闻立鹏重读《闻一多全集》，反复吟诵父亲的诗句，逐渐将红烛视为闻一多人格的形象象征。
　　对于父亲，闻立鹏最希望人们看重的，莫过于其独特的人格。“他在文学、学术、美术上的贡献，当然也重要，但没有人格上的那么感人，并且，在艺术上、文学上、学术上，比他有成就的还有很多。唯有在人格与精神层面，他有更独特、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东西。”闻立鹏说。
　　要如何形容闻一多的人格呢？闻立鹏提起朱自清的那句话：“闻先生真是一团火。”这火永不熄灭。 （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