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什么样的觉悟，让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遇到危险时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的安全？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让一位老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保管好儿子托付的物品，甚至不惜编造“儿已亡故”的谎言？一种什么样的执着，让一个家族四代人用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接力”，走过大半个中国打探一位亲人的下落？
　　张人亚，这个如今与一百年前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曾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甚至连他的生平、下落都无从知晓。为了寻找他，许多人付出了大量努力。寻找“张人亚”，或许已告一段落。寻找“张人亚”，或许也永远在路上。

“不肖儿在外亡故”
　　“儿子张人亚，到底去了哪里？”直到临终，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也没有等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晚年的张爵谦，思维常常止不住地飘回过去，回到许多年前，他和儿子相见的第一面，还有和第一面时隔29年后，他和儿子相见的最后一面。
　　第一面，在初夏。那一年，儿子降生——1898年5月的一天，张家祠堂后的一处大宅院内，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男婴被取名为守和。张守和在家中的男孩里排行老二，“守和”的名字寄托着族人对这个男孩成长的期许。然而，这个男孩的一生，却没有选择单纯地“守和”。张守和的童年时期，正值国内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之时。1906年，堂兄晚荷先生在张家祠堂内主持开设了霞浦学堂。依照族人的安排，张守和来此读书。尽管出身秀才，但晚荷先生的思想却十分进步。张爵谦记得，在晚荷先生的影响下，年少的儿子也不再循规蹈矩。他曾干了一件令族人头皮发麻的“叛逆”之事：邀集几个同学一起，敲坏了家乡庙里的“泥菩萨”。
　　15岁那年，张守和离家前往上海，成为老凤祥银楼的一名金银首饰制作工人。在上海，这位心忧天下的青年接触到更多先进的革命思想，目睹了当时工人生活的真实状况，决心为改善工人生活做一些事情，而他的表现，也引起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注意。在上海，张守和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张人亚。渐渐地，这个新名字用得越来越多。“人亚”两个字，在上海工人界的名气也越来越响。
　　1922年对于张人亚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经历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之一；第二件，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他在会议结束后，获得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重要文件；第三件，时年只有24岁的他，领导了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张爵谦对儿子在上海所做的事情并不关注，他最初也弄不明白到底什么叫“工人运动”。晚年的他只是时常想起，在父子俩并不算很长的相处时光中，真应该多为儿子做点什么。
　　最后一面，在隆冬。那一年，儿子回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那年年底，许久没有回过宁波的张人亚，推开了霞浦老家的大门。那一次父子见面，和以往的气氛完全不同：张人亚一上来没有说别的，只是郑重交给父亲一个秘密任务：妥善保管一批文件和书刊。这些文件和书刊里，有张人亚先前获得的第一部党章，还包括《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文献。
　　为什么要“秘密”保存呢？张爵谦没有多问，但他马上答应下来。怎样才能做到“秘密”呢？张爵谦眉头一皱，想了一个奇招：他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衣冠冢，接着用油纸裹好文件藏进空棺里。衣冠冢建起之前，张人亚便已再次匆匆出门。张爵谦一直不露声色地守着这个衣冠冢，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一守，便是数十年。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爵谦才叫来三儿子张静茂，向他揭开了“衣冠冢之谜”，并要求张静茂将这些文献上交国家。其中多件文献，后来均成为国家一级文物。只是，张爵谦始终没有等来关于儿子下落的任何消息。

“找到张人亚，是为了将他还给共产党”
　　“亲人张人亚，下落究竟如何？”张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张人亚。冬去春来，斗转星移。霞浦的长山岗上，衣冠冢经历了一年年风雨的冲刷，岁月的刻蚀让墓碑一日日失去往昔的光泽，变得愈加粗糙，愈加凹凸不平。
　　乡人们会不会知道张人亚的下落呢？由于张爵谦长期守口如瓶，上世纪中叶的霞浦人，并不清楚衣冠冢的“真相”。在寻找张人亚这件事上，自然帮不上什么忙。战友和同事们，会不会知道张人亚的下落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张静茂等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启事，却没有得到过确切回音。
　　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寻找就是大海捞针。幸而，天无绝人之路——距离张人亚最后一次回乡过去近78年后，事情忽然迎来了“转机”。2005年4月的一天，张静茂的孙女张建优在上网时偶然得知：在衣冠冢内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珍藏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张建优如获至宝。她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叔叔们。次日，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等一行三人来到一大会址纪念馆，找到了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掌握了关于张人亚革命活动的一些信息。
　　张家人得知，1927年张人亚离家后，曾前往当时的中央苏区工作。于是，当月张家几位后代便相约从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分别出发，到瑞金会合，寻找张人亚的踪迹。几番寻访后，张人亚生命轨迹中曾被迷雾重重笼罩的部分，渐渐清晰起来——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不久后就来到这里。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等职务，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
　　在一份1933年1月7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张家人找到了一份《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悼词。悼词写道：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人亚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汀州，即现在的福建长汀。至此，张人亚的下落得到了确定。得到这份悼词后，张静茂的儿女们带着家人回到了霞浦老家。他们来到长山岗上，在张爵谦的墓前报告：“我们已从上海到瑞金，寻访到了二伯父的踪迹。二伯父无愧于国家，无愧于祖父母的养育之恩，你们可以放心了。”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党章，也终于找回它的守护者。

“张人亚”徐徐归来
　　“新时代的‘张人亚’，一定会再次出现。”新一代年轻的霞浦人，对此有着共识。当年的霞浦镇，现在已成为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近年来，该街道整理完成了大量关于张人亚的史料，寻回文献复制品数十件。2017年，衣冠冢附近正式建成了以张人亚名字命名的党章学堂。
　　1990年出生的童思琪，自党章学堂开馆起便成为馆内的讲解员。一开始，她满脑子都是如何练好讲解“打动”参观者。而现在，她却常常被参观者“打动”：一位游客看完第一部党章复制件的展陈后，决定把自己平时收藏的所有党章都捐给学堂；一位老党员在学堂里缓缓展开保护了近70年的、在1953年自己入党宣誓仪式上使用过的党旗。看着党章守护者的生平展陈，这位党旗的“守护者”伫立良久，久久不愿离去……童思琪说，来党章学堂寻访张人亚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她还曾走出宁波去上海宣讲，通过云直播平台把党章学堂里的故事传播到全国各地。
　　人亚公园、人亚先锋·红领集市、人亚儿童友好馆……在霞浦，越来越多的地方打上了张人亚的烙印。“曾经，张人亚在渐渐远去。如今，‘张人亚’正徐徐归来。”张人亚之侄张志成说。“我和张人亚一样，都是‘90后’，但他比我早出生了近一个世纪。”童思琪说，她的女儿6岁，几乎和党章学堂同时“长大”。女儿咿呀学语时，就听到母亲在家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张人亚相关讲稿。如今，她已能自己把母亲在党章学堂工作的讲解词大概地背下来。有一次，童思琪拉着女儿的手，轻轻问女儿——“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我想成为张人亚。”女儿脱口而出。 （顾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