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复苏的春天，古人是如何顺应天时的？在古代中国，一直保留着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翻阅典籍，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与树结缘”的佳话。
先秦时期
　　早在先秦时期，就设有专门掌管国家山林的官员，此类官员称为“林衡”或“山虞”。《周礼》对这两个职位有明确的描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凡窃木者有刑罚。”“山虞以时斩材，而林衡受法于山虞，以严其戒，一有不平，则计其守其之功过而赏罚之矣。”
　　也就是说，山虞职位较高，主要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对树木的栽种砍伐进行决策；林衡职位相对较低，受山虞领导，主要职责是巡视山林、执行禁令等。
　　即使是在诸侯混战、四方割据的春秋战国，植树依然盛行。孟子曾经向梁惠王献策：五亩大的宅地，如果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何愁没有衣服穿？
　　齐国名相管仲要求城民布衣利用房前屋后种桑麻，城墙周围种荆棘，以巩固城防，并有名言曰：“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不可以为天下王。”可见对植树的重视。
秦汉时期
　　在秦汉时期的壁画与画像石、画像砖中可以见到大量的树木形象。比如，秦都咸阳三号宫殿遗址中的壁画《车马图》描绘了两组林荫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型帛画上绘有扶桑神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下令在道旁植树。《至言》记载：“秦为邓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以青松”，可见当时植树之盛。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载：“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意思是，拥有很多树木的人，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比。
隋唐时期
　　隋炀帝虽留下万世骂名，但非常重视植树造林。他酷爱种柳树，曾诏令民间每种活一棵柳树，就赏细绢一匹。
　　大唐盛世，草木繁茂也为这个伟大的朝代增添了亮色。唐代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永业田”里必须种上一定数量的树木。
　　唐朝还规定，凡驿站与驿站之间，都要种上道树。开元年间，还下令各地在通衢两旁都种上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
　　这在唐朝的诗歌里也可窥一二。李白有诗云：“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杜甫则写下：“奉乞桃树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
宋元时期
　　宋太祖赵匡胤下令“课民种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他根据植树多少把百姓分成五等，并下令凡是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凡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可晋升一级。
　　北宋大文豪苏轼从小喜欢种树：“我昔少年时，种树满松冈。”谪居黄州时在城东山坡开荒种地，谓之“东坡”，亲手种植了柳、桑、枣、栗等树。苏轼还把种树的实践体会写成了《种松法》，对于何时下种，何时采果，怎样育苗和管护等等娓娓道来。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颁布《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种榆、柳等。同时严饬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审报不实，按律治罪。
明清时期
　　明清时代，植树规模有更大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人称“植树皇帝”。他一登基就诏令天下：“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一户人家一年要种桑麻以及枣树各两百株。诏令一颁布出去，仅金陵钟山等地就植桑麻五十多万棵。而后逐年递增，蔚然成风。
　　清朝前期，也要求地方官员劝谕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和牛羊践踏及盗窃之害。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提倡维新，光绪皇帝曾诏谕发展农林事业，兴办农林教育。
　　到了近代，也出现了一位“植树将军”冯玉祥。相传冯玉祥驻兵徐州时，曾赋诗一首：“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古代植树关键词
封山
　　说起大禹治水的故事，似乎家喻户晓。其实，大禹不但是一位治水英雄，而且还是一位护林专家。据《逸周书》记载，大禹在治水期间，为保护林木，曾向全国发布一道《封山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庆功
　　西周时，有位名将叫沙俊其，此人武艺高强，骁勇善战。他每打一次胜仗，就令军士“人种一树，以庆武功”——以栽树来庆功，古今尚无先例。这种习惯，影响颇远，许多诸侯国都效仿了这种一举数得、别出心裁的庆典形式。
杏林
　　晋代葛洪 《神仙传》 中载：三国时期，福建侯官（今福州） 地区有位名医叫董奉，此人医术精湛，乐善好施，与张仲景、华佗并称“建安三神医”。董奉隐居庐山期间，常为附近百姓治病除疾。此人行医有个“怪癖”：治病不收分文，但患者须在其家房前屋后栽植杏树，标准是：重病患者栽5棵，小病患者栽1棵。几年下来，董家宅前院后出现了10万余棵杏树，成为一片杏林。
　　后世遂以“杏林”代指医生，并用“杏林春暖”“杏林春满”等成语来称颂医生医术高超和高尚医德。
赐姓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杨广留下很多“政绩”，植柳便是其中之一。《开河记》中载，杨广在位其间，曾下令开凿通济渠，而后令臣民在运河两岸广植柳树，以固河基，“凡植柳者，予绢一匹”。同时，他还亲自挥锹栽植，并“恩赐”柳树为国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待遇”，柳树因此又称“杨柳”。
柳官
　　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大力倡导绿化，而且亲手在柳州地区遍植柳树。他写诗自叙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手种黄柑两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一副亲历亲为的风范。此外，他还总结出了绿化的许多方法和技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
治国
　　元世祖忽必烈治国有方，在其治国方略中，有一项治国之策颇为著名：民植路侧。他颁布法令，让全国百姓在大路两旁，广泛种植一种长得又高又快的树种。这项政策的好处是：这些树长成后，夏季绿树成荫，可供行人遮凉；冬季大雪封路，可起到路标作用；树长成后，还可用于修屋架桥。
布荫
　　在河西走廊，清末名将左宗棠曾留下了“左公柳”的佳话。史载，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赴任西进时，见沿途“赤地如剥，秃山千里，黄沙飞扬”，遂传令：“凡大军经过之处，必以植树迎候。否则，无论巡抚、县令，提头来见。”左宗棠率先垂范，公牍之余，携镐种柳。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共植柳26万株，人称“左公柳”。 （钱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