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历朝历代都曾出台过很多办法。这些可以视为古代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推行的“医改”。
别坊
建立公众医疗机构，是古今通行、方便患者就医的最可靠办法。西周时期已有专门为贵族服务的医疗机构，但由官府成立的面向老百姓的医疗机构，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建立了“六疾馆”，救济、收养穷人。“六疾馆”并非专门的医疗机构，仅相当于现代的福利院。开办给老百姓看病的官办医院，则是少数民族鲜卑政权北魏在孝文帝时期设立的。
皇兴四年（470年），北魏便曾开展过临时性“送医上门”活动，派医生到“基层”，为患者免费看病、发药。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北魏创办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面向基层的政府医疗机构“别坊”。别坊有别于为官员和贵族服务的“太医院”，是专门为看不起病的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北史·魏本纪三》记载，当年九月丙申日（阳历10月24日），孝文帝元宏下了一道诏令，为年满70岁无子孙和60岁以上不在服丧期内、养活不了自己的老人，免费提供衣食；与60岁以下的残疾人、看不起病的穷人一起，集中安置，住进“别坊”。元宏先是派专门的医师去救护他们，后又安排4名太医，预备药物，给别坊里的老人、穷人提供免费治疗。魏宣武帝继位后，也贯彻了这一制度。同时，皇帝严令北魏的医署，分派专业的医务人员进馆救治病人。为了防止医生不负责任，朝廷还对医生进行了分类考核，按诊治水平的高低给予不同的奖励。
赐药
早在上古周代，朝廷已设有专门为老百姓服务的“疾医”。《周礼·天官》称，“疾医”的职责是“掌养万民之疾病”。在古代，方便群众就医，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较常见的办法之一是“赐药”。西汉皇帝主政时，大都曾开展过赐药活动。
古代赐药活动多出现在瘟疫、传染病流行期间，针对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平常也会赐药。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魏、南朝齐、北朝魏都曾在平常背景下这么做过。从秦汉到清末的历代相关史料，几乎所有朝代史书上都有赐药的记载，到了宋元以后，赐药事例更多。绍兴十六年（1146年），京城病疫流行，宋高宗赵构要求翰林院派出4名医官，给临安城内外的老百姓看病巡诊、赶制药品；淳熙十四年（1187年），宋孝宗赵慎则要求所有医务人员上岗，走上临安街头，挨家挨户上门发药。地方衙门和官员，也不时为辖区内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郡一带（今江浙境内）发生特大疫情，死了好几万人。当时负责地方具体事务的钟离意，便亲自到疫区照看、慰问病人，送去医药，因此赢得民心。
广济方
北魏的“别坊”主要针对京城地区，对外地患者则采取赠送指导性医药手册的办法。为了更好地普及医药卫生常识以解决基层看不起病的问题，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时，于开元十一年（732年）九月七日，“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 八月，李隆基再下“刊广济方诏”，要求进一步宣传广济方。担心有的人家连方单都抄不起，他还命令地方一把手，在乡村要道口办“黑板报”，让老百姓都能了解点自我防病、治病常识。唐朝多位皇帝都很重视这一点，如唐德宗李适主政时，曾颁广利方敕，希望达到“不假远召医工可以立救人命”的目的。后来的宋朝，在推广和普及医药知识方面做得更到位。皇帝不只以个人行为来推广，还用政府令，颁布了《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历济众方》等一批灵验、有效药方，这在交通不便、诊疗技术落后的古代，具有实用意义。唐朝的医疗卫生机构相当完备，大大缓解了以前朝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养病院
古代为解决老百姓“看得起病”做得最好的并非是国力强盛的唐朝，而是宋朝。宋朝有“弱宋”的说法，但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方面，却一点也不弱。虽然街头药店在东汉时已出现，但多是个体民营性质，到宋代时才纳入政府医疗体系中。北宋积极开办官办药店，提供疗效、价格都有保证的成药，深受老百姓欢迎。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药，这是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宰相王安石变法中“医改”方向之一，新实施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在“吃药方便”的同时，北宋在大力解决看病难、尽量让穷人看得起病方面成效显著。
宋朝的做法是，裁减为高层服务的宫廷医药机构，增加慈善性质的民间医药机构，推广“养病院”。在唐朝，除设有给一般官员、宫人看病的“患坊”外，还在寺庙中设“悲田养病坊”，为僧人、穷人治病。宋朝继承了这一做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赵恒（宋真宗）当皇帝的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七月，朝廷开始设置“养病院”。
安济坊
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为北宋的“医改”也做出过贡献。元祐五年 （1090年），担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为了控制当地疾病流行，给穷人就医提供方便，苏轼创建了“病坊”，起名“安乐”，崇宁二年（1103年）由官府接管后，易名为“安济坊”。安济坊是一种带有平民医院性质的慈善医院。此后，“安济坊”这类平民医院在多地建立了起来，明清也效仿过，所创设的“养济院”，都带有慈善医院的色彩。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为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做过很多努力，并不仅限于上述几种。如减免税赋，增加民众的收入，也是常规办法，且往往常与“赐药”办法一起使用。 （王睿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