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姐和蔷薇是最早离开大城市去大理的一批人。近十年前，他们离开成都和北京，拖家带口移居大理。雾霾，对大城市的厌倦，对天高云淡的云南生活的向往，让孩子度过更自由童年的期待，让他们举家南迁，在大理定居下来。
　　孩子们也走上了与同龄小孩不一样的道路。他们进入了大理一所新式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念到小学五年级，没有严格的语数外分科学习，学生不用中规中矩地在教室里坐一天，少有卷面考试，更没有排名。每到期末，孩子们需要穿越城市和乡村，在真实世界中去完成一个个任务，这就是他们的期末考试。
　　朵姐和蔷薇的两个孩子是新式学校里第一批毕业生，但新式学校没有初中，他们不得不在小学六年级时为小升初做打算，去到城市进公立学校，或者就读国际学校。一些家长的生活轨迹也因此发生改变，再次从大理返回城市。逃离城市的人们在大理找到了理想乌托邦，而当孩子们面临升学之时，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发生。那会是怎样的结果？
逃离
　　蔷薇原本生活在北京，在 2012年时感到了强烈的职业倦怠。同时，年幼的儿子有哮喘，每逢雾霾就咳个不停，生病越来越频繁。儿子即将面临的幼升小也让她焦虑。在北京，要进入一所好的学校需要有强大的资源，比如学区房、关系，还要带着孩子去上各种培训班。她了解了几所小学，发现一二年级小朋友连下课十分钟都不允许随便跑动，得乖乖待在座位上，上厕所都得打报告。她很崩溃，“已经上课这么久了，还不让孩子出去放松，活动身体？”她说，“就算维持秩序，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这样的教育方式不是我想要的。”那天之后，她开始认真考虑去大理这事儿。“如果我要置身在这个体系中，就必须要遵守 （体制教育） 游戏规则。那我干脆跳出来，不去玩它。”她说。多年后回看，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当时就选择了退出内卷。
　　如果说蔷薇来大理有为孩子上学所做的打算，那么朵姐代表的是大理另一部分新移民群体：出于自己的喜好来大理，孩子只是跟随迁移。这在大理新移民中占的比例也不小。来大理前，朵姐在成都经营咖啡馆，先生上班。随着时日漫长，她开始厌倦城市。她待一段便得外出旅行，大理更是每年都要去的地方。直到儿子四岁的时候，咖啡馆有了稳定靠谱的合伙人，她终于能够解脱出来，便举家去了大理，一去就没回来了。
　　来大理之前，蔷薇已经考察了近两年大理的新式学校。大理是中国创新教育很活跃的地方，分布着十多所新式教育学校，也不乏在家上学的孩子。蔷薇为儿子选择的学校创办于2012年，是大理最早一批新移民家庭为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而筹办，以国际上较为有名的教育流派蒙台梭利为模板，最初只有幼儿园，后来随着孩子们长大而有了小学，如今已有齐全的1～6年级，每个年级的学生在20名左右，几乎都是跟随父母从大城市来到大理的孩子。费用约在2500 元一个月，比大理本土学校高，与发达城市水平接近。
　　新式学校的课程和公立学校不太一样，也会有语文、英语、数学课，但占主导的是主题课。东东上小学一年级时的主题课是给大理的小动物流浪之家做一个狗屋。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实地参观考察，再让大家讨论能为小动物们做点什么，最后小朋友们分工合作，做出狗窝来。蔷薇看着儿子在过程中如何学习：和同学们讨论方案怎么做，如何用数学知识去测量，在老师的帮助下动手锯木头……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二年级的情绪课。老师在课上教孩子们感受自己的情绪，开心的、不开心的、伤心的、焦虑的……教他们识别这些情绪如何而来，应该怎么排解，在情绪中又如何表达自己——在蔷薇看来，这是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却是她觉得很重要的品质。“现代社会，节奏和压力还蛮大的，只要情绪有出口，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蔷薇说，这些教育内容和方式正是蔷薇想要寻求的。
　　和蔷薇一样，大理新式学校学生的家长们，都是大理的新移民，不光是家长，他们还是学校的创始人、股东。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2017年出版的《中国创新小微学校调查报告》对这些家长做了画像：受过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生于1975年以后，中产，关注下一代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曾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成功者，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高考视为唯一奋斗目标。”
　　在另一位家长矛矛看来，学校想要教给孩子们的理念是明确并值得认可的，那就是让孩子们意识到“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学会“表达事实和感受，而不是评价”。在学校里当过助教的矛矛对此感触很深。有一次，她带孩子们爬山，一个矮个儿女生落在了最后，拖累了大家的行程。急着冲下山的小男孩转头就对小女孩说：“你怎么那么慢呢？因为你腿短吗？你为什么长得这么矮？”矛矛心里一惊，从大人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话似乎很伤人。但她谨记着学校的要求，不说话不干预，让孩子们自己应对和解决。很快她就听到小女孩的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长那么矮，我也运动，吃得也不少，但就是矮，我也没办法呀。”男孩儿听到后说：“好吧，我知道呀，我只是说一下。”随后便放慢脚步，等着小女孩跟上来。矛矛很震惊。“同样的话，大人就会带入价值观和道德评判，但孩子们心里是没有那些评价性观念的。”她说，“每个小孩都是完整的自然人状态，有非常坚定的自我认知。就像那个小姑娘，她知道自己矮，这是客观存在的，但不会因此而向内攻击、怀疑自己为什么这么矮，这点特别重要。”
回归
　　也不是没有担心和忧虑。当已经上小学的孩子，依然不会复杂的算术和拼音，识字量少，英语和大城市同龄孩子相比不在一个水平，不少家长会不自觉地产生焦虑。而更长远的问题是：未来他们会怎样？小学阶段结束后，初高中对接什么样的学校？参加高考吗，考得上好大学吗？又或者只能是拼家底出国？所以在大理，也有人早早退回大城市和公立教育体系。朵朵和蔷薇的孩子都是在小学五年级后，去昆明参加转学考试的。朵姐的儿子铃铛去的是一所公立小学，蔷薇的儿子东东是铃铛的同班同学，去的是昆明一所国际学校。孩子考试时，朵朵心情特别忐忑，因为五年来，儿子很少参加这样的卷面考试，但铃铛在公立学校的入学考试中，还是合格了，尽管考得不算好。“人是有弹性的嘛，就想让他体验一下体制内，适应性更强一些。”她说。在新的学校，铃铛的成绩很快达到班里中上水平，期末考试则进入班级前十。不一样的是，铃铛会对公立学校的规则保持警醒和质疑。有时候考试要求标准答案，错一个字都不行，比如“但是”不能写成“可是”。铃铛和朵姐交流时告诉她：“我知道答案有好多，但既然到了这个环境，就按他的来吧，但我知道那不是唯一答案。”
　　东东也通过了国际学校的考试。那是昆明一所收费高昂的国际学校，学生主要来自昆明，但也不乏英国、北欧等国的学生，这也是蔷薇所希望的：让孩子接触多元文化，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东东的第一学期很艰难，学校用英文授课，他和同去的几个同学不太能听懂。但到了学期末，他便慢慢跟上来了，还成了学霸，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
　　朵姐和蔷薇的儿子，是融入主流，在教育内卷中暂胜一筹的成功案例，看起来很难说明“如果融入不了，该怎么办”的问题。但实际上，对于朵姐和蔷薇这种主动退出内卷的家长来说，这或许根本不是问题，“我比较能看到孩子的长处，所以觉得没什么可焦虑的。至于未来怎么样，没人判断得了，很多工种说不定都会被AI取代。而孩子以后如何走自己的人生路，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过好自己的人生就行了。”她说。“至于以后的发展，也没啥好焦虑的。反正都是庸人，我们自己就是庸人啊。”（祁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