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产后抑郁症这一长期被忽视的心理疾病逐渐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实际上，孩子降生后，不止女性会遭遇心理风暴。
　　研究显示，大约每10个新手爸爸中，就有一个经历过产后抑郁。他们的病症不仅关乎个人，还会增加妻子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对孩子也有着长远影响。
　　而能帮助他们度过风暴的，是一种针对整个家庭的生育支持体系。

男性不会“免疫”
　　马克·威廉姆斯越发感觉周围的墙正向自己逼近，他无处可逃。
　　2005年，这位来自英国西南部小镇的推销员刚刚成为父亲几个月。在他回归职场的第一天，曾经的游刃有余消失殆尽，面对客户，他紧张得难以开口，认定糟糕就写在自己脸上。
　　一切变化是从妻子米歇尔分娩那天开始的，那是2004年12月1日。
　　整个过程持续了20个小时，马克一度以为，自己的妻儿就要死了。最终，米歇尔接受了紧急剖宫产手术。
　　14年后，马克在《奶爸抗郁记》一书中回忆起那个冬日，见到儿子的第一面，自己并没有预想中的幸福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让他“脖子后面的汗毛倒竖”。
　　他想尽力做个称职的父亲、丈夫，在妻子怀孕时去上产前课程，并戒掉了十几年的喝酒爱好。儿子出生后，他每天和脏尿布打交道，半夜爬起来喂奶，小心翼翼地关照妻子的情绪。但无力感如影随形，同时，由于无法及时返工，家里的经济压力剧增，甚至背上负债。
　　马克逐渐失控，开始重新寻求酒精带来的快感，并出现了自伤行为。那时的马克还未意识到，自己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1968年，“产后抑郁症”被首次提出。它一度被认为是女性独有的病症。
　　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男性也会遭受产后抑郁的困扰。
　　提到产后抑郁，人们或许会想到孕期和产后的雌激素变化、分娩并发症以及母乳喂养时出现的挫折，这些带有女性特色的因素，令一些人误认为男性会对产后抑郁“免疫”。
　　实际上，男性的多项激素水平也会在配偶分娩后发生变化，像睾酮的下降和催乳素的上升，都会对情绪产生消极影响。

共进退的夫妻
　　马克并非家中唯一被产后抑郁击中的人。妻子米歇尔从医院回到家后，马克就察觉到了异样。亲朋好友来祝贺新生命的到来，米歇尔总是避开。在例行的健康随访中，她被诊断出产后抑郁症。
　　马克主动承担起更多的育儿任务，尽力陪伴妻子熬过发作。
　　尽管有专业人士的帮助，米歇尔却不见好转，甚至流露出“被车撞死反而更好”的想法。马克长久地浸泡在挫败感中，更致命的是，妻子不愿别人知道自己患病的事，他只能孤军奋战。重压之下，马克的心理问题也逐渐凸显。
　　配偶的精神状况是男性产后抑郁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研究显示，如果妻子患有产后抑郁症，丈夫患病的风险将增加2.5倍，当妻子的病症达到中重度，丈夫的风险将增加8倍。
　　另一方面，男性在经历产后抑郁时可能出现的回避和敌意，甚至更为极端的暴力，会对夫妻间的有效沟通造成威胁，进而增加妻子患病的概率。
　　而负面情绪对男性育儿行为的影响也是切实可见的。已有的研究证实，男性的产后抑郁会增加孩子在四五岁时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尤其在男孩的多动与女孩的社交能力不足等方面。
　　而孩子在七八岁时出现的精神疾病也与父亲的产后抑郁有一定关联。同时，父亲患病也不利于孩子学习能力的发展。
　　这意味着，男性的产后抑郁不仅关乎个人，更与妻子、孩子的福祉息息相关。

用男人的方式坚持下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一直在隐瞒自己的情绪。“我想用比较男人的方式坚持下去。”马克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
　　在传统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下，多数新手爸爸做出了和马克一样的选择。
　　他们本能地回避真正的问题。研究显示，相比女性，男性在遭遇心理问题时的求助意愿更低，对治疗抱有否定评价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中途放弃治疗。
　　他们时常背负着病耻感。除了社会性别范式的驯化，一些产后抑郁的男性不曾表达痛苦的另一缘由，是担心自己的求助会分散专业人士对妻儿的关注。
　　他们会质疑，自己是否有抑郁的资格——
　　“妻子才是整日和孩子待在一起的人，我只是在下班后帮6小时的忙，就处理不了了？”
　　“我没有经历怀孕和分娩的痛苦，我的感受没有妻子的重要。”
　　马克把妻子所受的痛苦全部归咎于自己。

针对整个家庭的支持体系
　　当新手爸爸终于开始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却发现能寻求支持的途径并不多。
　　在产后随访中，米歇尔的问题很快被捕捉到。她被转介给心理小组，不论何时有需要，小组的人都会出现。指导米歇尔服药的医生，在她病情加重时，推荐了一家日托中心。
　　在那里，米歇尔试着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患者交友，一起玩棋盘游戏，参加互助回忆活动，学习如何调整情绪。当她出现自杀念头时，危机小组做了及时的干预。
　　对于这些提供产后服务的专业人士而言，丈夫马克更像是一同将米歇尔拉出泥潭的盟友。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也可能是那个需要帮助的人。
　　在英国，大多数新手妈妈会在产后4～6周和3～4个月的随访中，填写筛查抑郁的爱丁堡量表，这是基于国家健康与临床卓越研究所在2007年的倡议。
　　量表给出了10项表述，比如“很多事情冲着我来，使我透不过气”，或者“我一直不快乐，以至于无法入睡”，填写者需要评估，与从前相比，自己在最近一周中是否更加符合这些表述。
　　一位父亲曾对研究者说，阅读量表之后，自己在一旁尴尬地笑了。“我意识到，里面的每一道问题，也该来问问我。”
　　2018年，英国出台政策，如果新手妈妈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她的配偶也将接受心理健康筛查。
　　2020年9月，抑郁症筛查被纳入中国女性的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但新手爸爸仍在视野之外。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以整个家庭为服务对象建立生育支持体系。将父亲纳入常规的产前教育中，让他们像妻子一样，逐步适应即将到来的角色。产后随访时，对于夫妻双方，都要进行心理健康筛查。
　　父母共享的带薪育儿假也是体系中的一环。它不仅能缓解男性的亲职压力和经济压力，降低产后抑郁的风险，也可以减少女性因生育而遭受的就业歧视。
　　针对整个家庭的生育支持体系，也是马克所期待的。
　　过去的10年间，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努力。他建立了名为“爸爸的援手”的组织，在各地开展互助小组；到许多国家演讲，呼吁对新手父母给予支持；他还发起了一个全民意识日，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迎接新生命后，夫妻双方都可能遭受心理问题的困扰。在书的结尾，马克仍不敢说，自己已经痊愈。当时，距离他成为一个父亲已经14年了。
　　但他已经学会接受，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无须完美。他会说，成为父亲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陈怡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