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提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这次出台的“双减”政策，给教育培训机构造成了严重打击，但它其实是教育深化改革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中国教育的复杂性在于，造成家长焦虑的源头很多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现状。教育里的很多问题也不是教育系统本身造成的，它像一张大网织进了太多的社会诉求和利益。一个政策难以彻底解决针对的问题，需要多方面一起改善，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不应仅仅站在个人利益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治理教育生态有超越其领域的价值，教育不能加剧不公平，它要让所有人受益。
　　政策导向转型的时刻，除了熟悉如何让孩子进入心仪学校这样具体的攻略之外，其实也要理解这一系列动作出台的动机和背景。

名额到校
从效率优先到优质均衡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教育领域进入了新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说：“本世纪初，教育领域完成了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扫除青壮年文盲。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内涵发展，一个是教育质量的提升，一个就是确保均衡和公平。”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到2020年）》，明确要求“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
　　“名额分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的。这个政策意味着，即便一个学生在非重点初中读书，只要名列前茅，就有机会升入示范性高中。
　　它的核心是干预了生源分布。胡平平说：“我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知道，办好一所学校需要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投入，第二个条件是管理，第三个条件是师资，第四个条件是生源。对于学校来讲，投入、管理和师资都是稳定的，生源好成绩就上去，生源不好成绩就上不去。”学校因素本身，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也有限。胡平平说：“国际上和我们都做过学生分数的监测，影响它的因素第一个是学生本人和家庭，我们把它们统称为个体差异，占到60%到65%的份额，这是左右分数最大的因素；第二个是区域生态和氛围以及区域给教育提供的支持，影响占20%到25%左右，区域氛围指比如上海的一个县跟贵州山区的一个县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是学校，影响只占10%到15%。所以，成绩主要看学生的智力、认知水平、家庭因素，但我们不能忽略学校，因为学校教育可以激发学生和家庭，更好地发挥个体的作用。”
　　更好的生源是成就传奇升学率的关键。这个政策对家长的价值在于，重新思考抓孩子的学习、想尽办法送进重点中学是核心问题，还是在孩子的学习方法、效率和驱动力上耐心培育是核心问题。· ·

补课
剧场里站起来的人
　　重点学校的出现让优质教育资源集中起来，家长在努力让孩子进入这样的学校，同时客观环境发生着变化，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让家长、“鸡娃”造就了市值千亿的校外培训市场。
　　减负令让出了学生们的时间和空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曾经做过关于减负令之后，中国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研究，助理研究员魏易说：“减负令是一系列的条款，比如要求小学一年级要零基础开始教学，放学时间统一到下午 15 点 30分，不能排名、不能考试等。颁布之后，学生补课参与率大幅提高，尤其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的孩子，提高得特别多。
　　补课还赶上了中国家庭的消费升级。魏易说：“补课行为首先看的是经济实力，它跟家庭的收入是高度相关的。”数据也支撑了学者的判断，《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持续10年从数据上看到中国家庭消费的变化，今年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教育培训已经进入中国家庭消费意愿榜的前三位。
　　补课时间过长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可它的出现和繁荣有社会现实的原因和需求。它作为一种家庭消费行为，完全禁止的难度很大。
　　于是，在高考强筛选的剧场空间里，千家万户争相消费教育培训，拉长孩子们的学习时间，都想站到最高处看到前方美丽的图景，精疲力竭，不堪重负。

学区房
教育消费的泡沫
　　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产生的负面效应还有学区房。在中国，教育不仅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因为入学资格跟户籍和房产直接相关，教育同中国另一大民生顽疾房价连在一起。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教授说：“‘孟母三迁’，择校是人们面对教育资源不均衡做出的反应，是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学区房同样是时代产物，“它是公办学校严格落实就近入学和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叠加的结果。房改之前，住房不能自由买卖，其他区域的学校再好，无法通过买房择校”。随着基础教育政策的完善、教育优质均衡的导向，学区房对择校来讲越来越重要。
　　陈杰是研究住房和城市建设的专家，他把学区房作为课题，是因为最近几年为了教育均衡发展陆续颁布的“小升初”、中考改革政策造成了房价波动。“去年下半年上海房价上涨，相关部门来调研，我写了一份分析材料。房价升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刚需和改善型需求累积，落户放松，城市更新加速，疫情冲击下国外资金回流与避险，出国人员减少、归国定居人员增多等，但是3月份公布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调整，‘公民同招’和‘民办摇号’肯定是重要原因。”
　　学区房价格暴涨不仅影响到有孩子要升学的家庭。陈杰说：“房价具有溢出效应和传染效应，学区房暴涨虽然涉及局部地段，如果不及时制止，迟早会通过比价效应，带动所有住房出现价格上涨。如果是上海这样标杆城市的房价上涨，没有被及时遏制，还会被当作政策放松的信号，引发周边甚至全国城市跟风上涨，全国稳定房价的压力就非常大。”
　　打破房产跟入学资格的关联，虽然家长们不必再去买学区房，可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果是允许公办学校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理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绩好的学生应该获得优质教育，不能因为买不起学区房就丧失机会。陈杰说：“基础教育阶段就以分数划分学生等级和配置教育资源，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家长也身心俱疲。学生在考试成绩上的优势不完全是个体努力，家庭背景因素也很重要。起点不公平，过程再公平也难说结果是公平的。综合各种因素，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公办教育都是普惠的。”
　　发展民办教育，也能为学区房降温。陈杰说：“不少实证研究发现，民办教育越发达，学区房的溢价就会越低。问题是民办学校走精英教育之路，上一代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差距延续到下一代，这不公平。不受约束的掐尖儿还造成公办学校的式微，并且让‘鸡娃’风气越演越烈。”这些弊端都不是小问题，国家近年来出台“公民同招”“民办摇号”政策，严格限制民办学校按照成绩、父母背景筛选生源，就是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公平。但是，如果没有配套政策，被管控的民办学校需求就转换成了公办学校学区房的升温。还有一些城市采用的是“多校划片”的方法，就是打破就近入学的规则，扩大入读公办学校的选择范围。陈杰说：“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孩子上学可能变远了，整片区域可能都变成了学区房。”
　　学区房现象也阻碍了社会其他民生问题的推进。陈杰对学区房的解决如此关注，是因为他一直在做租售同权的研究。中国大城市房价高昂，如果实现租售同权，对人口流动和年轻人在大城市里扬起生活风帆有巨大意义。问题是，学区房区域怎么才能做到租售同权呢？陈杰说：“租售同权全面铺开可能会加剧稀缺公共服务的资本化程度，可能造成学区内买房和租房者的冲突，还可能造成基于租金的新筛选机制，比如高收入者购买学区房，以天价租金进行租赁，生源会从单一城市扩展到全国。”学区房现象不解决，租售同权始终没有妥善的方案。 (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