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的不孕症趋势
　　在很大程度上，叶子想要孩子是因为“年龄到了”，“24岁时，我心理上（对要小孩）还没做好准备，我在想等到27岁是不是差不多了？年纪再往上，身体条件开始下滑，不孕不育的概率也高，孕期也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
　　临床研究数据印证了她的想法。2021年5月，《柳叶刀》发表了《中国女性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特邀重大报告》。报告指出，2007 至2020 年，中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
　　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黄国宁主任医师撰文称，中国不孕症上升的趋势依然存在，尤其是随着2016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大量新增的高龄女性的生育需求，使得不孕不育问题更加凸显。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发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
　　《决定》第14条提到：“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强化规划引领，严格技术审批，建设供需平衡、布局合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监管，严格规范相关技术应用。开展孕育能力提升专项攻关，规范不孕不育诊治服务。”

最后的救命稻草
　　“生得少”和“生得晚”，已成为当前生育的主要变化趋势。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当前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岁数通常在35岁左右，最后一胎可能在40岁左右。
　　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生育年龄的推迟，和整体生育率的下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计划生育与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鹿群解释说：“虽然大学在读时就可以结婚，但很少有人在忙着学业的时候，还能兼顾生育。无论从经济还是家庭层面，（在读女大学生）都无法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与此同时，不少夫妇在生育二孩或三孩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例如，随着年龄增加，卵子和精子质量有所下降；女性21到35岁时生育能力较为旺盛，但从35岁起就会出现较大滑坡，怀孕的几率大大减少，而且自然流产率大幅度上升。
　　那么，出现不孕不育的夫妇，是不是都需要辅助生殖技术的介入呢？
　　从无创到有创，从简单到复杂，按照医疗常规进行，是鹿群一贯的治疗策略。不孕症的治疗，不外乎以下四步：一是孕育知识的普及；二是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超重人群适当减轻体重；三是监测排卵和指导夫妻同房；四是如果女方不排卵的，则需要诱导排卵。
　　只有当上述办法都不奏效时，鹿群才会建议患者采用辅助生殖技术。据了解，70%～80%的不孕不育患者，都能够通过前几条措施成功怀孕。
　　“辅助生殖技术应该是最后一个选择。这门技术应该使用得当，不能滥用。”鹿群说。

国内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接近欧美
　　1988年，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33年后的今天，全国每年治疗的体外受精总周期数超过100万，每年出生的试管婴儿逾30万。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数据上报系统中263家生殖医学中心的数据显示，2018年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共计204688个。
　　在鹿群看来，虽然近期需求增长并不明显，但政策实施存在滞后效应，且叠加疫情等综合影响。随着时间推延，三胎政策实施力度加大后，带来了更加宽裕的生育空间，育龄夫妇对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将会增加，辅助生殖技术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育龄夫妇不孕不育发病率持续上升，未来辅助生殖市场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此外，中国出生率以及人口总数下降的现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助力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运世达医疗集团董事长助理牛纪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胚胎移植的成功率，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据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2021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冻融胚胎周期的临床妊娠率为 48.71%，活胎分娩率为37.68%。
　　成功率这个硬指标的背后，有很多影响因素，医生的临床水平和经验也是其中之一。牛纪方表示，目前在国内，辅助生殖领域医生每天的接诊量和手术量远超国外，这决定了国内医生的经验和水平，绝对不逊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虽然成功率所差无几，但从技术层面仍有进步空间。2020年，北京就率先将“降低多胎妊娠率”，作为考核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个关键指标。
　　“我们希望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如选择性单胚胎移植，在不降低胚胎移植成功率的情况下，减少多胎妊娠。”鹿群解释道，多胎妊娠会增加产科并发症的风险，也会导致早产率提高。一旦早产，可能导致养育成本增加，甚至有可能导致孩子质量的下降。
　　“在高龄群体的治疗上，国内的成功率确实略低。”牛纪方也坦言，虽然中国胚胎移植的成功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目前国内寻求辅助生殖技术帮助的患者，平均年龄要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很大一部分患者年龄在35岁以下。

背负更多期待
　　保存生育能力，也是人们对辅助生殖技术的一大期待。原卫生部于2001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目前中国法律还不允许未婚女性‘冻卵’，即便是恶性肿瘤患者出于保留生育能力的目的获准冷冻卵子，将来使用时也需要有结婚证。”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翟晓静表示。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也呼吁，国家应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各个层面加大扶持力度。2015年，原卫计委提出“每300万人口有1张辅助生殖牌照”原则，辅助生殖技术牌照数量基本达到上限。
　　据了解，目前绝大部分牌照都集中在公立医院当中。2021年8月新发布的《上海市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 应 用 规 划 （2021～2025年）》明确提出：”上海市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开展辅助生殖技术。”
　　鹿群也表示，辅助生殖技术部门需要大量设备、资金和人员的投入，而且辅助生殖技术相对来说门槛较高，需要三级综合医院、三级妇幼保健院或三级妇产医院才可能建立。但不孕症的发病并不受地区限制，因此一些偏远地区的患者，只能辗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诊。
　　路途遥远、请假频繁、费用高昂……眼看许多患者因此丢掉工作，甚至中断治疗，鹿群心里也不好受，“即便暂时还无法将治疗费用纳入医保，也希望国家可以给予这部分患者治病的权利和时间。”
　　她更呼吁，希望社会扶贫基金与公立医院有效合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正规治疗中，从而真正帮助到不孕症患者。（张译文 黄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