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又是一年开学季，但今年和以往有些许不同。
　　7月，教育部先后在全国颁布了双减政策，要求减少孩子的课外补习时间、规范课外补习机构组织，为疯狂的“鸡娃”风按下了减速键。
　　但高考尚且存在，补课真的能被政策降温吗？
　　“不让补课了，孩子不懂怎么办？”
　　“学校老师管不过来，不让大班补课，不是要花更多钱上 1 对 1吗？”
　　“太好了，不用排名，家长可以轻松一些了。”
　　一群亲历双减政策的家长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有的人形容自己双减后就“仿佛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鸡娃，一边是躺平”。
　　他曾一度坚持“快乐教育”，但看到周围父母都踏上补课道路时，也给孩子报了培优班，高昂的学费可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哪怕是“扔钱听个响”。
　　双减政策颁布后，他松了一口气，但又不免担心，真的可以“踏实躺平吗”？
　　有的人曾靠高考改变命运，并因此要求孩子学习成绩优异，即便是双减政策颁布后，依然第一时间找到了一对一补课老师，但她还是感觉到迷茫，“如果学校不公布排名，过去的努力是否就被抹平了？又应该带孩子往哪个方向继续前进呢？”
　　也有的人真正松了一口气，她一直不赞成“鸡娃”，但也顶着很多压力，双减的落地，为她彻底卸下了包袱。
　　在家长作出不同选择的背后，都有同样一个出发点：希望孩子能自己把握人生，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双减后女儿和我大吵了一架
　　7月24日，朱巍和即将升入初三的女儿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吵。
　　“你就是舍不得钱”，话音未落，14岁的女儿已摔门回屋。
　　朱巍本计划在这一天给女儿续报语数英培训班，但看到双减政策颁布后，朱巍迟疑了。
　　但女儿认为，眼下正是自己中考的冲刺阶段。9月开学后，她将升入初三，并参与校内的重点高中保送考试，如果名次靠前获得保送资格，她就不再需要参与中考选拔。
　　但朱巍想再等等，双减已经是大势所趋，开学的保送考试也可能延期或取消。
　　实际上，他对培训班的疑虑从女儿上小学时就开始了。
　　虽然女儿所有的培训班都是自己主动要求的，但孩子真的喜欢吗？他清楚地知道，每天奔波于各大补习班的女儿并不快乐。
　　“我总觉得，大家都补课，就等于没有一个人补上课”，朱巍说，“所谓的教育公平，不应该是让每个人多花钱上培训班，而是应该从源头上叫停补课这种行为”。
　　也正因为此，7月颁布的双减政策让朱巍觉得，“自己心里的声音被国家听到了”。
　　武汉的赵晓琴则选择不顾双减政策，一如既往地“鸡娃”向前。
　　双减政策发布后，赵晓琴开始打听一对一补课的门路，“武汉高中录取率被严格管控在58%以内，其中重点高中控制在7%左右，现在不让补课，孩子考不上高中、读不了好大学怎么办？”
　　赵晓琴自己就曾是“被鸡的一代”，她80年代出生于鄂西南的小城，高考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路，最终她考上了武汉某 985 大学，并在这座城市实现了阶级跃升，成为了媒体报道中“最愿意为教育付费、害怕阶级滑落”的中产家庭。
　　在女儿上初中前，赵晓琴在女儿培训班上已经花了近70万元，甚至成为了当地鸡娃群里小有名气的人物，人称“琴姐”。
　　在“琴姐”的多方打探下，女儿成功在 9 月份课外辅导班停课后，转入了某机构私下开设的一对一课堂。该一对一服务的价格每小时500元，每周要补5小时，一个月花费近万元。
　　尽管家长们在双减之后作出了不同选择，只要高考尚且存在，家长们的心就始终还悬挂着。

“每天一睁眼，就是分数！”
　　朱巍家中有两个孩子，他曾计算过，如果双减严格执行，他将省下两个孩子的培训费用，“一年起码少花20万”。
　　开学第二周，朱巍女儿的学校应政策要求，宣布取消周考、月考和成绩排名。朱巍很开心，没有了分数困扰，他正调整自己走出那些年被分数裹挟的紧张生活。
　　“曾经一睁眼，就是分数、分数、分数”，女儿进入初中后，学校曾告知家长可以参与提前批考试，即初二提前学完初中三年的内容，孩子通过保送考试后直升高中。
　　在这场竞争里面，分数是硬通货。为了不去参与仅50%升学率的中考，女儿一进校就瞄准了保送，并参加了一个周一到周五补课的培优班，时间是工作日晚上7～9点。每天下午放学后，女儿就赶往补习班，下课回家做完学校和培训班作业已是凌晨1点。
　　“通常睡不到6小时，又要起床去学校上课了”，女儿上初中的辛苦朱巍看在眼里，很是心疼。
　　他更希望女儿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去操场奔跑，去观察身边的世界，提出奇思妙想，“好奇才是学习的动力，把孩子们关在一个房间里靠补课获得高分不是长久之计。”
　　“琴姐”赵晓琴的疑惑也没有解开，弱化了分数、排名，“那还靠什么证明孩子的成绩呢？我们之前付出的努力就这么被抹掉了？”
　　学校不再公布排名后，赵晓琴开始失眠，“当人不再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时，比陷入低谷区还可怕，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要往哪儿使劲”。
　　赵晓琴曾认为自己就是那种“小镇做题家”，“就得多做题，才能考上好大学”。赵晓琴身边的老同学们，但凡现在过得不错的，“都是当年高考考上好大学的那批人”。
　　也许是刷题的记忆太过于痛苦，年近40岁的赵晓琴至今还常梦到自己在高中教室里做题，桌面上是一摞又一摞习题册、试卷，还梦到过自己死活想不出答案，结果被吓得惊醒。
　　但孩子上小学后，赵晓琴依然带着她奔赴培训班，找遍各种传说中的武汉名师，甚至不惜驾车半个武汉就为上一小时的培训班。
　　为了能按时接孩子上课，她从外企离职，换了一个离家近、但薪资只有之前一半的工作。
　　有时，赵晓琴开车看着后排睡着的女儿，也会反问自己，这真的对孩子好吗？

“要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九月过半，女儿开学近两周，何佳感觉自己的焦虑差不多也消化完了。
　　用何佳自己的话，这两周她就像一直站在十字路口，不敢往左，像朱巍一样躺平取消所有的补习课，也不敢往右，像赵晓琴一样抓瞎似的给孩子报一对一。
　　最终，何佳决定和10岁的女儿进行一场“成年人的谈话”。
　　“你想过未来做什么吗？”何佳斟酌再三后说道。她担心太严肃的谈话伤害女儿自尊心，又担心不正襟危坐的谈话，无法引发孩子的认真思考。
　　“想过，做考古学家”，女儿给出了让何佳没想到的答案，“就是我们去看希腊神庙时，那些手拿工具，发掘历史古迹的人。”
　　“那你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考古学家吗？”何佳追问。
　　“好好学习吧”，女儿耸耸肩，“但总归是要先学好英语，那是你了解世界的第一步”。
　　何佳这才意识到孩子为什么偏科英语。与此同时，女儿还给何佳描绘了自己的蓝图，甚至包括想好了大学要考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去研究哪一个时期的历史。
　　“这一代孩子比我们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何佳说道，原来自己对于孩子教育太过于焦虑，焦虑到忽略了孩子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自我成长。
　　和孩子谈话后，何佳决定放手一搏，“没人可以替你自己做选择，哪怕是你的父母”。 （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