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月23日，金学曙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新中国一成立，她即从上海来到北京，与新中国和人民日报社同舟共济，克服种种困难，共创济世大业，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的红色足迹。

告别十里洋场的革命伴侣
　　1948 年，在一场朴素的婚礼上，金学曙与铁路工程专家施锡祉在上海结为伉俪。礼成后，一位鹤发长髯，满面微笑的老人上前向这对新人表示恭喜。这位老人便是他们的证婚人，也是日后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陈叔通是浙江杭州人，曾执教于杭州求是书院。金学曙和丈夫施锡祉正是受了世交长辈陈叔通的影响，自新婚伊始，就不单沉浸在二人的小家庭里，两颗年轻的心，时刻关切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广泛动员和联络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在这火热的氛围里，金学曙和丈夫慷慨解囊，把二人小家庭的全部积蓄都捐献了出来，金学曙还积极参加劳军活动，为解放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中国刚一成立，金学曙和丈夫即双双离开上海，奔赴百业待兴的北京。但夫妻俩本可以留在上海，继续过安定、优越的生活。
　　1949年6月，陈叔通从上海来到北京，被推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主任，并出席了开国大典。看着一大把年纪的陈叔通仍不辞辛苦，为了新中国远离家乡，两个年轻人感动之余，决心以“叔老”为榜样，到新中国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到人民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国家要建设新中国的铁路，北京铁道部急需工程技术专家；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平山县里庄迁至北京，报社急需专业医生。抛掉了上海辛苦营造的小家，金学曙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和丈夫肩并肩，离开了上海十里洋场，奔赴热火朝天的北京。一对革命伴侣，自此开始谱写一生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新篇章。

亲友们心中的“及时雨”
　　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1952年，身怀六甲的金学曙，又一次含泪把丈夫送上了远行的列车。
　　新中国成立前，广大的东北、内蒙古林区遭到沙俄和日本疯狂地掠夺性采伐，所以当时东北、内蒙的林业生产运输大部分设备是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下来的俄、日设备，五花八门，极不规范，安全隐患严重。为了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林区急需统一修建规范的森林铁路，以便安全高效地向全国各地输送木材，满足建设需求。作为铁道部专家的施锡祉，就这样被派赴东北，成为设计修建新中国第一条森林铁路的主力队员。
　　丈夫紧紧握住她的手，走了。金学曙深知，这次丈夫是任重道远，但一想到丈夫要在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跟筑路工人们一起吃苦，还是忍不住直掉眼泪。但一转头，她就擦干了泪水：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有时间难过。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知识分子受到国家的重视，金学曙与丈夫施锡祉都是紧缺人才，尤其是施锡祉，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土木工程专家，工资较高，生活本应较为宽裕。但金学曙却一直勤俭持家，一家人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却把夫妇二人省下来的工资，全部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亲朋好友。
　　20世纪50年代，台湾与大陆还没有“三通”，金学曙的公公施承志的女婿、台湾“纸业大王”吴祖坪的幼子和母亲都在宁波，而吴祖坪却因当时局势所迫无法寄钱给大陆的家人。得知这个情况后，金学曙就和丈夫主动扛起每月给吴祖坪家人寄生活费和学费的责任，并和亲戚一起将吴祖坪的幼子从宁波接到北京来抚养和教育。
　　钱学森之父钱均夫，与施承志、陈叔通均是至交好友。1955年，在美国已被限制自由五年的钱学森偶然在一篇中文报道中看到了陈叔通的名字，钱学森当即写信求助。信件辗转送达后，陈叔通便第一时间把信交给了周恩来总理，最终促成了中美会谈成功解决了钱学森回国问题。因为一直与钱均夫老人联系密切，金医生夫妇也得知了钱学森归国的喜讯。钱学森归国后，把父亲接到北京安顿，金学曙和丈夫便时常带些老人爱吃的各种食品，去看望和陪伴钱均夫老人，施锡祉更是每个星期都去看望照顾钱均夫，直到老人病逝。

老乡们眼中的“金菩萨”
　　动荡年月，金医生和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群众一同去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和北京小汤山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干校条件异常艰苦，与北京没法比，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令原本从事文职工作的很多报社人难以适应，有些人因此生病。
　　人民日报记者葛娴曾撰文回忆：“金学曙是我永远敬重的好医生……记得当年我在北京小汤山劳动锻炼时，您在那儿当医生，我的两腿出现一块块青色紫斑，没有力气干活，是您治好了我这皮下出血的顽疾。人人都说您同病人亲如家人。想起您对我的情感，治好我的病的种种情景，我真是永难忘怀。”
　　叶县干校条件艰苦，金学曙了解到当地老乡们的困难情况，就主动为他们送医上门，义务出诊，对每一个患者都尽心诊治，不遗余力。得到治疗的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了金学曙医术高明，人又和气，都想找她看病。遇到紧急情况，即便是半夜三更，道路泥泞，即便是漫天风雪，严寒刺骨，金学曙都坚持前去，治病救人。
　　在一次次出诊过程中，金医生心痛地发现，因为缺医少药，产妇们没有条件去医院生产，都是在家里生孩子。而当地贫困农民群众又缺乏医疗卫生常识，家里卫生条件也很差。此外，产妇们生孩子不是在炕上生，而是在铺上稻草的地下生。农民家里也没有电灯，金学曙就跪在地下摸着黑给产妇接生。在为老乡们服务的过程中，金学曙觉得自己因为不是专业妇产科医生，在接生方面还不够专业，就主动向领导提出，要到协和医院妇产科去学习。金学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学习期间，遇到了妇科专家林巧稚，林巧稚看年近六十的金学曙年龄不小了，却还学得格外认真，心生好奇，就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其他医生告诉林巧稚，这位金大夫是人民日报社的，是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由于不是专业学妇产科的，对于接生还不够熟悉，在这里进修一下，回去是要为贫苦农民服务。林巧稚一听，便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好，我可得好好教你！”很快，金学曙就回到了干校，用她新学来的技术，更好地为老乡们服务。利用回京的机会，金学曙还从本就十分紧张的工资中省下钱来，自费买了高瓦数的大电灯，又买上几块大塑料布，一路风尘仆仆地带回干校，组建了一个尽可能减少感染概率的“临时产房”：接生时，金学曙把买来的大灯一开，助产时的视野就清晰了许多；老乡们地下铺的稻草不卫生，她就把消过毒的塑料布铺在上面，既隔离了细菌，又方便清理；给新生儿剪脐带时也改用了消过毒的剪刀，这样就卫生多了，孩子和产妇的感染率因此大大降低。
　　“临时产房”受到当地群众的极大欢迎，可是由于没有产床，产妇们还是在地下生产，金学曙仍然跪在地下给产妇们接生，有时候，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因此，老乡们都称金学曙为“金菩萨”。这是质朴的老乡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词汇，但金学曙有着更为坚定的信仰，那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更多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怀着金子一样的信念，金学曙蜡烛般燃尽了自己的一生，为共和国的旗帜，添上了一抹绚丽的殷红。（叶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