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抵达目的地江西瑞金，水陆并 用 ， 辗 转 约 3000 公里，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在1930年代，连接起党中央和苏区，把上海与瑞金联系起来，掩护周恩来等200多位党的领导干部转移到中央苏区，传递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报资料，这条绝密交通线就是“苏维埃的血脉”。

看不见的生命线

　　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道路的尝试，从低谷中走出。当时的革命局面是：党中央坐镇上海指挥全国；与此同时，从井冈山建立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多个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主要特征的红色苏维埃政权，如星星之火，在全国各地出现，渐成燎原之势。到1930年末，全国已建立起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赣等6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其中，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闽粤赣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革命形势大好。不过新的形势下，党中央与苏区的沟通联系却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
　　驱车行驶在龙岩的高速公路上，窗外层峦叠嶂。这里山高水长，地势险峻而易守难攻，同时也意味着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上海是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但是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苏区之间隔着白区，党中央无法及时了解中央苏区的真实情况，一度对中央苏区的革命形势产生误判。”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王盛泽说。王盛泽所指，是著名的“二月来信”。1929年2月初，中共中央从上海给闽西的红四军特委写信，指示其分散成小分队，并要毛泽东、朱德离开苏区前往中央。2月发出的信，直到4月才送达苏区。接信后，毛泽东、朱德认为，如按信中指示，可能增加被敌人消灭的风险，同时，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也需打通一条交通线来获取外界支援。
　　这条线路由上海经香港、广东汕头至闽西、赣南，从1930年设立，一直坚持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成为三条交通线中持续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最为隐秘的一条。“一日走40-70里，机要文件日夜兼程100里。”3000公里交通线上，交通员们日夜不停地传递信件、护送干部、输送物资进入苏区。

在刀尖上行走

　　走进龙岩市永定区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馆，迎面可见一幅“中央红色交通线示意图”。曲折绵延的交通线，仿佛血管般在闽粤赣大地延伸开来。周恩来对红色交通线工作十分重视，要求“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他，在站点线路的设计、规章制度的制定、交通员的选拔上煞费苦心。很多人会问：上海到瑞金，地图直线距离不足1000公里，为何红色交通线要走 3000 公里，从海路绕道香港、广东汕头，再取水路、陆路到达中央苏区？“南方线水陆兼备，可以避开部分陆路国民党军队的盘查。且线路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香港、汕头是华洋杂处，百业并存，易于交通员化装往来。此外潮汕地区开展革命较早，群众基础较好，易于秘密隐蔽。”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二处副处长毛立红这样解释。不过即便多绕了2000公里，交通员仍然需要冲破重重防线，与敌人斗智斗勇。尤其是从广东上岸后，沿路到达中央苏区要经过密布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闽粤交界地带，危险重重。
　　为了保障安全，交通线实行了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例如，各线、站只同所在地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准和别的负责人发生关系。交通员只有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的关系，一般互不认识，也不了解全线的情况。水陆交接的码头处，常有重重关卡，交通站点也都设置便门等，以利交通员随时撤退。交通员要穿越层层封锁，闯过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避开反动民团的袭击，需要能文能武、智勇双全。要成为一名交通员，除需要党龄 3 年以上、政治上坚定可靠、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智灵活、有一定文化、能快速辨别陌生人、记忆力强外，还要“不能说梦话”。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交通员要遵守十分严格的保密纪律。交通员不能查看和询问无关信息，甚至不许照相。为了避免随身携带的情报和物资被搜到，交通员们想尽了办法：柴火里、雨伞中间的竹竿里、装运书籍的竹篓里，甚至粪桶里，都可能装有物资与情报。
　　龙岩市永定区博物馆收藏着三枚银元，是伯公凹交通站接待过的一位“客人”留下的。一路上，这位“客人”化装成讲法语的牧师、商人，前往红都瑞金。“客人”由上海经潮州潮安而来。在开往潮安的火车上，突遇查票员查票。同行的交通员立即站起来挡住“客人”，同时把车票交给检票员，三言两语岔开话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一场可能的危机终于有惊无险化解。到达目的地后，“客人”电告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原来，他就是化名为“伍豪”的周恩来。

一门七忠烈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在约3000公里的交通线上，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位于龙岩市永定区城郊镇的伯公凹交通站，凹字形土楼布满了岁月蚀刻的痕迹。这座二层小楼在深山密林中，看似平平常常，却见证了伯公凹邹氏“一门七忠烈”的悲壮故事。伯公凹“一脚跨两省”，南为粤、北为闽。这里曾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也是赤白两区交界处。站在伯公凹，仿佛能感受到当年敌我对峙的紧张。
　　1932年5月，邓颖超等人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他们一行到达伯公凹时，一位叫邹春仁的交通员早已在黑夜中等了十几个小时。邓颖超他们都没想到，就在前不久，这位热情的交通员，失去了两位至亲。原来，邹氏家族多人都参与交通线工作。邹春仁的兄弟邹昌仁、邹佛仁在执行交通线任务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接到消息后，邹春仁悲痛万分，却仍坚定信念，誓要完成兄弟们未完成的使命。然而就在同年冬天，邹春仁在护送苏区急缺的一批珍贵电台时遭遇敌人突袭，为了给其他同志争取转移电台的时间，他鸣枪吸引敌人注意而被包围。邹家后人邹广敦说，后来曾叔公邹春仁被国民党军队乱枪打得肠子都流到了地上，家人们沿着崎岖小路“一路捡一路哭”。多位亲人的牺牲没有阻挡邹家参加革命的决心。邹春仁牺牲的次年，他的堂兄弟邹作仁、邹端仁陆续被捕牺牲。邹端仁因运送食盐被捕后，宁死不交代盐的秘密，恼羞成怒的敌人将他吊在大树上，严刑拷打后射杀，并在他的尸体上淋煤油点火焚烧。
　　成为一名交通员，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一切。出于保密要求，很多单线联系的交通员至死，家人都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成了无名英雄。为什么在刀尖上行走的孤胆英雄们，宁愿抛下个人性命，湮没于历史，也要义无反顾地在这条隐秘战线上日夜兼程？烈士后辈这样说——邹广敦说，当地的贫农们被旧社会“三座大山”压着，无立锥之地，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分田。直到红军来了，贫苦群众才有了田地，有了饱饭吃，因此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请求加入红军闹革命，巩固红色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没有革命群众的掩护和支持，红色交通线恐怕难以为继。走进今天的伯公凹，这个不到10户人家的小村庄人人相熟，凡有外人出现都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村民们选择告密，不仅不用面对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白色恐怖，还可能得到一笔赏金。但即便冒着杀头的危险，他们依然选择和共产党、红军站在一边。
　　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从1930年建立，一直坚持到 1934 年红军长征出发之后，其间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同年秋天，中央苏区已经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行政县，总人口453万，党员总数约13万人。
　　“党对老百姓好，老百姓就对党好。”红色交通线长汀段交通员毛旭初之子毛伟先仍然住在父亲住过的房里。“当年父亲所在的地下党支部以毛铭新印刷所为秘密联络站。长大后，我们兄弟几人多次聆听父亲讲述红色交通线上的经历，我们定会将当年的革命精神化为家风，在红土地上传承延续下去。”毛伟先说。 （邰晓安 秦宏 庞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