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本来还挺听话的，现在像变了个人！”每当我听到家长这么抱怨，我都会习惯性地问：“孩子是哪年哪月出生的？”“上几年级了？”“14岁，上初二。”这是我最经常得到的答案。这时我就会对家长科普一下发展心理学：14岁是孩子这辈子最讨厌父母的时候了，家家都是如此。12-18岁青春期的孩子讨厌父母，对父母的价值观半信半疑，挑战父母的权威，14岁是其中最激烈的一年。

14岁的叛逆
　　中学老师们很容易观察到这个现象：初二下学期和初三上学期是叛逆情绪的最高峰。这个“中二现象”的背后主要是孩子们荷尔蒙的变化，说这是一种生理现象也许亦不为过。不过很多家长并不相信发展心理学上的这个结论。一些心理工作者也认为，青春期的亲子冲突，源自父母不当的教育方式和亲子沟通方式。如果有了恰当的方式，“青春期叛逆”就不会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也这么认为。米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前往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三个村庄展开了一项为期9个月的调查，访谈了68位萨摩亚少女，之后出版了一本名著——《萨摩亚人的成年》。根据她在萨摩亚群岛的调查，米德提出，所谓“青春期叛逆”，并不是青少年必然要经历的一段过程。
　　米德总结说，在美国社会里普遍存在的青春期亲子冲突，乃是因为“文明社会”本身对青少年的压制所导致。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这本书里报告了她看到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的生活：萨摩亚少女在这个时期与父母的冲突很少发生，即使发生冲突，她们也比美国社会的女孩有更多的自由度（例如暂时离开原生家庭）。米德的研究深受当时在美国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建构论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诸多心理现象，例如青春期青少年与父母的冲突，主要拜社会环境的压力所赐。米德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对青春期的孩子宽容宽松，这些冲突就不会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也不会太激烈，萨摩亚人的成年过程就是一例。
　　不过西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种与社会建构论针锋相对的学科——社会生物学。社会生物学家的一系列研究严重动摇了“心理现象是社会建构的”这种假说。这些研究表明，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内心体验，是更受身体生理的影响而不是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例如，为什么男性一般而言比女性更容易出现暴力行为？社会建构论者会归因于男性更多地被社会文化所鼓励去表现暴力倾向，而女性则相反。但是这种理论很难解释为何在同样的环境下，男性幼儿就远比女性幼儿更容易迷恋上战争游戏，而到中年以后，多数男性对此又不那么迷恋了。甚至同属于“人科”但并没有文化传承的黑猩猩亦复如此。用社会生物学的视角，这种现象解释起来就比较自洽：人类是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发展出来的，男性的进攻性和暴力倾向是自然竞争的产物。在自然状态下，即便有一些“谦谦君子”，也因为生殖竞争的劣势而数量稀少。不过社会生物学也并不否认文化和传统对人类生活的塑造，“百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不同的人群在生活方式上委实会产生明显的不同模式。

不一样的结论
　　那么青春期叛逆到底是生理因素的影响还是环境因素的影响呢？怎么理解米德在萨摩亚群岛的发现？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原本是米德学说的热情追随者，他在1940-1943 年间去萨摩亚群岛进行了更为长期的调研，却得出了与米德判然有别的结论。他指出，萨摩亚的父母和其他传统社会里的父母一样，反对女儿婚前的性行为，对青春期儿女的管教也比较严厉，青少年与父母在这个阶段的冲突并不少于其他社会。弗里曼还引用了一些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表明，萨摩亚群岛的青年和英国的青年，虽然生活在大相径庭的文化环境里，却都在17岁左右达到了暴力倾向的最高峰。
　　弗里曼和米德之争，概括起来，无非是“青春期青少年的亲子关系、青少年与社会的关系，是否存在跨文化的重大差异”这个基本议题。如果我们只看文化的表面现象，那么青春期青少年的生活当然有跨文化的千差万别。一个美国中学生可能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体育运动上，一个中国中学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功课；一个中世纪欧洲青少年男孩跟着骑士远征，一个传统中国农业社会里的女孩子到青春期不得不洗衣做饭，纺纱织布。但在这些表面的差异之下，青春期少年的心理体验，却有着跨文化的一致性。十三四岁，朱丽叶总是要爱上罗密欧，如果被密切看管，那种爱恋就放在幻想里，就像宝黛那样。17岁前后的男孩总要渴望有几个哥们儿义薄云天，如果不能参军打仗，那街头殴斗也是一种选择，实在不行，那就一本又一本地阅读武侠和战争系列小说。如果父母不那么专制，14岁的孩子就不加掩饰地表达出对父母的不屑，如果父母森严可畏，或者权倾一时，一部分孩子就压抑着叛逆心，却在成年后的某个时候开始离经叛道。当然也有的始终压抑着自己，在抑郁和自虐的状态里过完一生。青春期的另一方，也就是青少年的父母，也有着一些天然的本性在此时释放出来。毕竟儿女是他们DNA的传承者，他们本能地在孩子的恋爱、婚姻和职业之类的事情上存在干预的冲动。父母更希望子女尊重和顺从传统，继续保持孩子的角色，而子女们因为有充分的时间尝试错误，更愿意求新逐异，并且试图超越父母。

最恰到好处的一步
　　人类的历史一再表明，解决与人性相关的社会问题，不得不基于我们对人性的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准确地理解，然后才能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这与医学的发展何其相似。弗里曼“吾爱吾师玛格丽特，但我更爱真理”的态度，颇值得肯定。不过米德虽然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生活不够了解，她对于她自身生活的那个社会的青春期现象的观察还是真切的。米德的青春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的，那时候美国的女性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却还没有选举权，美国也刚刚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西方最强大的工业国。这个时候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所体验到的代沟和亚文化冲突自然是前所未有。正是在这种“半开放半压抑”的社会里，亲子冲突是最为激烈的。
　　另外，米德认为现代文明是心理压力的来源，人类天然的生活方式中的压抑是有限的，这种想法也和她对部落生活的缺乏了解有关。弗里曼就观察到，萨摩亚人的村落也是等级森严，最受到压抑的是部落里社会地位较高阶层的年轻人，尤其是女性。这种状况，在其他社会里其实也基本如此。米德和弗里曼的探索，以及如今社会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大量研究，对于我们理解青春期现象颇有启发意义。我们不得不把青春期看成一个跨人种、跨文化和跨时代的人性发展阶段，这和一岁的孩子蹒跚学步、两岁的孩子渴望秩序感、三岁的孩子“折腾”得猫嫌狗厌一样是刻在基因里的发展计划。但人的生存方式，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先天的倾向。青春期的亲子冲突可以是隐藏不露的，可以是势不两立的，也可以是波动于剑拔弩张和剖烦析滞之间的。一个不那么“宁静祥和”也不那么“水火不容”的青春期，可能是走向成年的最恰到好处的一步。 （訾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