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健委权威回应
2021年，全国人口净增长48万。国家统计局于2022年1月17日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引发广泛关注。
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净增长 48 万，自然增长率仅为0.34‰，这一数据让不少专家担心中国人口将提前迈入“负增长”时代，呼吁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提振生育水平。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口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成为制约群众生育的主要因素。”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2021年生育旺盛期妇女减少473万
“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杨金瑞说。首先，从人口结构来看，育龄妇女规模的下降，是导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据杨金瑞在新闻发布会上给出的数据，2016-2020年，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平均每年减少 340 万，而 2021 年相比2020年，更是减少了473万。
其次，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大多在城镇成长、工作，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生育意愿也在持续降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 年调查为 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杨金瑞说。
此外，对年轻人来说，受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够健全等，都让年轻人在生育问题面前，变得犹豫不决。
新冠肺炎疫情亦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比如减少家庭成员的收入，使得育儿成本对于生育的影响更加突出；或是担心疫情期间母婴保健、孕产检查等常规服务受到影响，都有可能促使群众选择推迟甚至是取消生育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解释，目前大多数的海外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是负面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的出生人口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针对产假延长可能导致妇女收入减少，不利于就业，甚至阻碍生育意愿的问题，宋健建议，关键在于“带薪产假”能否落到实处，生育相关假期的成本应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保障女性产假后的职位跟收入不受影响，解决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各地“催生”出奇招
为防止出生人口数量进一步下滑，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自《决定》出台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教育“双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优生优育服务、提高特殊家庭扶助金标准等。
据卫健委公布的最新数据，目前已有25个省份完成相关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各地普遍延长产假 30-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而正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率先提出要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七普”数据显示，该省的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0左右，低于全国1.3的水平。“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出生人口下降的严峻性，解决不好，会对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曹启峰说。
为此，浙江省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包括女性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一孩延长产假六十天，二孩、三孩延长产假九十天；在子女三周岁内，夫妻双方每年各享受十天育儿假；除产假待遇由生育基金保障外，其他假期的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照发；照顾两孩及以上家庭子女在同一所幼儿园、小学、初中就学（入园）等等。
“苏州有1275万人口，三孩政策实施以后，老百姓对托育关注度相当高。”江苏省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盛乐说，苏州市计划财政投入4亿元用于促进普惠托育发展，对已经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个托位 一 万 元 建 设 资 金 补 助 和300-800元/月的运营补助，经过2021年的努力，目前苏州市有3.2万个托位，缓解了之前供需紧张的情况。
而四川省攀枝花市，则成为了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根据当地政策，每个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可获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钱虽然不多，但可以解决部分奶粉钱。”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军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破解“低生育率陷阱”
在人口学领域，总和生育率是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维持下一代人口与上一代数量上持平）所需的2.1，更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掉落这一水平以下通常被认为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了低生育率的挑战，也分别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对低生育率。我国正在深入研究和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因为中国从1992年以后，生育率也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宋健说。
宋健认为，全球其他国家的措施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的措施，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家庭、父母照护的各种津贴及税收减免；第三类是服务支持，包括社区的托幼、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但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政策实施的时间、组合和侧重点不同，效果也是不一而足的。
“如果说对中国有所借鉴，那么推进性别平等的、平衡工作家庭冲突的以及促进家庭发展的这些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宋健认为，我国目前采取的发展普惠托育、延长产假、设置育儿假等，都是对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而中国人口体量庞大，也应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尤其是从地方入手，探索本土经验。
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放开后，国家和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但2021年的生育率在下降，支持政策是否未能奏效的质疑，卫健委也在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回应。
“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不一样的，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进一步推动中央《决定》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杨金瑞说。（崔慧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