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参军离家前近20年的记忆中，父亲可敬不可亲，甚至是有几分可怕的，其实他轻易不打人骂人，也很少训斥我，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怕他。
　　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闹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在我背后悄悄说：“你爹来了！”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来。
　　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什么那么怕父亲，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近年来，父亲有好几次谈起当年对我们兄弟管教太严，言下颇有几分自责之意。我从来没把父亲的严厉当成负面的事。如果没有父亲的威严震慑，我能否取得今天这样一点成绩还不好说。
　　其实，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他在私塾里所受到的教育确定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轻钱财，重名誉，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
　　1973年8月20日，我到县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份美差，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这当然也是父亲的推动。
　　我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后，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月发了工资我交给母亲，交多交少，母亲也不过问。
　　现在想起来，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期间，家里穷成那样子，母亲生了病都不买药，炕席破了都舍不得换，我却图慕虚荣买新衣新鞋，花钱到理发铺里理大分头，与工友凑份子喝酒……挥霍钱财，真是罪过。
　　后来，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当兵后又提了干，成了作家，几十年一转眼过来，父亲从来没问过我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
　　每次我给他钱，他都不要，即便勉强收下，他也一分不花，等到过年时，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朋友的孩子们。
　　1982年暑假，我接到了部队战友的一封信，告诉我提干命令已经下来的消息。我大哥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父亲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儿去了。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表现得那样冷静，那样克制。
　　我写小说三十多年，父亲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他的看法，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担着心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提醒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对人要宽厚，要记别人的恩，不记别人的仇。
　　这些几近唠叨的提醒，对我的做人、写作发挥了作用。
　　2012年10月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父亲以他质朴的言行赢得了许多尊敬。
　　当有人问起获奖后我的身份是否会变化时，父亲代我回答：“他获不获奖，都是农民的儿子。”当有人慷慨向我捐赠别墅时，父亲代我回答：“无功不受禄，不劳动者不得食。”
　　获奖后，父亲对我说的最深刻的两句话是：“获奖前，你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获奖后，你应该比别人矮半头。”
　　父亲不仅这样要求我，他也这样要求自己。儿子获奖前，他与村里人平起平坐；儿子获奖后，他比村里人矮半头。当然，也许会有人就我父亲这两句话做出诸如“世故”甚至是“乡愿”的解读，怎么解读是别人的事，反正我是要把这两句话当成后半生的座右铭了。真心实意地感到自己比别人矮半头总比自觉高人一头要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