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面世运行。从此，女子权利又向前了一步，男女平等，实行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
　　而这保护伞的促成者，就是我国第一位部长——史良。

“妇女代言人”
　　1900年，史良出身于常州世代书香之家，自幼秉承了父亲倔强的品格和母亲干练的气质，从小聪颖过人、才思敏捷、口才杰出。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在学生运动中，史良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作为常州女师学生会会长，她组织学生串联，到处演讲。伴随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各种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史良从期刊和学说中，汲取了养料，初步建立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生观。谁料，爱国运动遭到了封建保守势力的抵制，学校被视为“革命的大本营”，要求立刻停办。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开始了。在史良的带领下，女师的学生们散发反对停办传单，“志气坚决，誓不达存留母校之目的不止”。并公然大闹县署，要求取消停办令，史良还对横握枪支刺刀的士兵大声呵责：“你们不要给军阀当走狗！”由于学生的坚决斗争，加上社会舆论的有力支持，护校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史良凭借着超群的胆略和才华，轰动了常州。
　　女师毕业后，史良考入上海法科大学，很快就成为司法界著名人士董康的得意门生。1930年，史良领到律师证书，正式开始了律师职业生涯，以出众的才能迅速跻身上海滩名律师行列。史良的名声吸引了许多妇女们来求助，身为女子，史良深知妇女地位的低下和痛苦的处境，总是全力以赴为她们辩护。一次，一位妇女连续几天都在史良家门口哭泣，原来这个穷苦妇女没什么文化，被一名已婚男子骗了，生下孩子后才知道这个男人早有妻室。了解情况后，史良决定义务替她辩护，胜诉后，男方终于答应每月付给生活费用。由于经常帮受冤的妇女辩护，她因此被誉为“妇女代言人”。

“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
　　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浪潮。
　　忙于律师事务的同时，史良还积极参与了上海各界民众举行的抗日救国集会，并组织了妇女救国会，这是上海成立的第一个救国团体。一次会议上，人们提及妇女的责任是做好家庭主妇，帮助丈夫，搞好和睦家庭。史良立刻反驳“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一句话，犹如一剂镇静剂，让史良高大身影深深地印在与会者的心中。然而救国运动却引起了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与恐慌，他们开始疯狂镇压。
　　1936年11月，救国会发动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罢工，日本驻沪领事机构要求国民党当局逮捕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领袖，这就是轰 动 一 时 的 “ 七 君子 ” 事 件 。 史 良 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还是唯一“自动投案”入狱的君子。
　　11 月 22 日深夜，史良突然被破门而入的几个彪形大汉带到巡捕房，第二天便遭到审讯。史良坦率地回答了一切问题，承认自己是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承认在国是问题上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对外。当天夜里，她被律师保释出狱。第三天，法院又莫名其妙地前来拘捕她。由于事先得到消息，这一次史良巧妙逃走，然而法院却到处张贴悬赏五万元通缉史良的告示。为保护救国会其他同志的安全，史良竟主动“投案”。在看守所，她与 60 多个女犯关押在一起。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朝夕相处。女犯大多是受尽夫家折磨，从而谋杀亲夫被关押，在狱中，她热情地帮助女犯分析案情，教她们读写，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七君子”被捕激起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义愤，包括宋庆龄在内的爱国人士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和营救。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出狱那天，看守所大门外军乐齐鸣。救国无罪，历史最终作出了判决。
　　史良决定要干一番大事，在一线调研中，她震惊的发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广大妇女的权益在很多地方根本得不到保障。有些妇女不能出村，寡妇只能嫁光棍，有些地方还是一夫多妻。因此，史良下决心要改变妇女的权益，在她的主持下拟定了《婚姻法》。婚姻法规定：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结婚要领证，离婚也要领证等等。如今，史良的立法思想在《婚姻法》中得到了很好地贯彻，这部法律在男女平等的发展史上意义非凡。为了考察《婚姻法》贯彻落实的情况，史良还连续半个月走了数十个县乡村考察，并亲自撰写相关文章，强化法律落实的重要性。1985年9月，“女中豪杰”史良与世长辞，终年85岁。她依靠自己的力量，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女性之路，将自己活成了女性自强典范。（徽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