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趣闻
　　1963年，上海有位工人的手腕被机器完全轧断，经及时手术将断手接好。同年8月17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满江红·断手再植》：“新奇迹传来上海。重植后，能书能用，无多滞碍。扁鹊换心存幻想，华佗刮骨输光彩。”郭沫若还特附注释，说他40年前学医的时候，已经知道动物的腿可移植；他曾有设想：“人的头或许也可以移植。看来，这也不过是‘换心’之类的幻想而已”，并认为“幻想也自有它的部分根据”，现代医学是对于人类幸福“最有直接贡献的一种科学”。他当年在日本九州大学攻读医学专业，其他学科一般是三年毕业，唯有医科要四年半。开始两年是基础学科，如病理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医化学、组织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后两年才是临床医学即内科、外科、妇儿、耳鼻咽喉、眼科、口腔科，皮肤科乃至卫生学、法医学等等。因此，郭沫若曾明言：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但“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底”。
　　所以，他依据医学上“热症与神经过敏”的关联，推测病中的秦始皇得了“结核性脑膜炎”。他笔下 《函谷关》 里的关尹喜“甲状腺肿，眼球突出，十指战闪”，正是“白舍陶病”的症状。还有他关于杜甫是“胀死”还是“饿死”，是“腐肉中毒”抑或“饥饿状态下的肠穿孔”的讨论，都曾经引发文坛和医史学界的热情关注和兴趣。
　　2014年秋，中外学界首次选择“医学·文学·身体”为主题，在欧洲举办了“国际郭沫若学会（IGMA） 第四届研讨会”——从“医药”视角来看郭沫若，尽管他的临床实践很少，文艺创作倒是精彩纷呈。他自己有诗为证：“中原满目尽疮痍，愧我当年亦学医”；同时说明自己因双耳“重听”转业改行的苦衷：“临床无术济艰危”“活人空自慕黄岐”。他曾在小说里借夫妻口角，论说“为甚么不开业行医”：行医？医学有甚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手，……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有甚么？少我一个又有甚么？
　　他的戏剧创作以历史题材居多，特点之一就是普遍安排、设置了医生或类似的人物角色，如《棠棣之花》 中的秦国医生“东方圣”、《高渐离》中的御医“夏无且”、《孔雀胆》中的“侍医铁知院和尚”、《王昭君》中的“太医”、《郑成功》里的中医“沈佺期”“张椰风”与西医“李科罗神甫”等。出现在舞台上的医生素养、病例典型、处方药性和病态表现，也无不合乎那个时代的医药常规及专业知识。
　　正是郭沫若的这种知识结构和医师心态，在他终生的创作中留下深刻印记。1958 年的 《百花齐放》里，不少“花”都写到药用价值，如 《石蒜》“可以催吐、治癣，并医治无名肿毒，把浆汁涂入泥壁中，还可以防鼠”；《僧鞋菊》“根可医瘰疬、肿痒、脚气及其他，还可利尿、杀虫，又有麻醉作用”；《桔梗花》“在中药中是常见的药名，伤风咳嗽、消化不良都用”等等。语言朴实畅晓如白话说明书，正反映了当时服务现实的社会风尚。如果联系他的杂文时评《“中医科学化”的拟议》《申述关于中医科学化的问题》等，这一点将更为明显。他还曾写《坐地、巡天及其它》专门介绍血吸虫病，涉及医学史和人文地理、天文航空等，成为当时文坛少有的跨学科新篇。 （刘为民）